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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全球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低速增長的背景下，可依賴的選擇仍然是堅定不移地持續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演變的全球經濟衰退仍然在持續，穩定金融市場和刺激經濟增長正在成為各國政府最主要的政策議程，中國亦不例外。面對“本世紀經濟最困難的一年”，去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對于這種結構調整與擴大內需“雙管齊下”的應對策略，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魏加寧表示贊同并同時指出，“無論是擴大內需還是結構調整，最終都必須依靠改革。”

　　“現在需要正確全面地總結我們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經驗。”他解釋說，過去五年中國持續高增長的成績，一方面靠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積極財政政策，另一方面得益于全球經濟高漲推動中國出口快速增長，“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當時工作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在了改革方面。”

　　比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認識到健康銀行體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才狠下決心搞銀行改革；為加快城市化進程，才在1999年搞了住房制度改革；意識到僵化的國有企業體系不可能支撐經濟的增長，才搞了當時大規模的減員增效、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正是主要依靠這些改革在制度建設上釋放出的能量，才有了新中國經濟史上發展最快、持續最長的增長期。

　　事實上，過去30年我國能夠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就是依靠以制度建設和創新為核心內容的改革開放解放了巨大的生產力。以人類發展指數為例，我國從改革開放前略高于低人類發展水平的0.53，上升到2006年接近高人類發展水平的0.781，其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2%以上。改革所釋放出來的經濟活力，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使我國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

　　現在，無論是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的深層次矛盾，還是應對全球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低速增長的挑戰，可依賴的重要選擇仍然是堅定不移地繼續改革。

　　改革到了今天，可以說容易改的基本上都改了，下一步改革必然要面對一些難啃的“硬骨頭”。中國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向《瞭望》新聞周刊分析說，雖然現在我國面臨許多問題和困難，“但‘硬骨頭’也恰恰說明了我們存在許多機會。因為這么多問題，哪怕只要解決好其中一兩個，就可以讓中國發展找到新的增長點。”湯敏拿著手中自己主持、剛剛出爐的《構建全民共享的發展型社會福利體系》研究報告說，“比如，改善我們的福利制度，哪怕稍微改善一點，也能釋放出大量的內需空間。”

　　可見，中國經濟下一步乃至未來30年再續“奇跡”的動力和信心，仍然來自于克難攻堅的深化改革。

　　向“攻堅”要發展動力

　　在湯敏看來，過去30年，中國確實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還存在許多問題和缺陷。比如內需不足、貧富差距大、城鄉二元結構，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好，我國下一步增長的動力就會不足；解決好了，帶來的將不僅僅是經濟增長，還能使我們的增長模式實現一個巨大的變化。”

　　這次全球金融海嘯的沖擊，使得國內改革的緊迫性大大增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與這次全球金融海嘯沖擊的外部因素有很大關系，但更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內部的體制原因。這些年來改革在多方面沒有到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后是當前經濟領域最突出的矛盾。

　　按照他的判斷，即使沒有金融海嘯的因素，國內投資拉動、出口導向、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早晚也要出問題。金融海嘯只是使這個問題暴露得更快、更為充分，“因此，當前保持國內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更重要的是加快國內改革步伐。”

　　目前，我國宏觀政策把“保增長”作為各項調控的核心目標。“當前保增長不是一般性地恢復過去那種粗放型的增長，而是追求結構調整，追求更有質量、更有效率的增長。”魏加寧強調，過去十多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沒有實質性進展，主要在于市場化改革不到位。

　　比如，政府控制土地要素；把GDP的增長看作主要的政績指標，各級政府都運用自己掌握資源、支配資源的權力，用粗放的方法營造政績；各級政府財政主要收入是生產型的增值稅，直接跟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速度結合在一起；商品價格，特別是消費品價格實現了市場化，但是在資源價格方面，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控制。行政控制的低價格鼓勵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等。

　　為此，要在宏觀政策調整的同時，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致力于解決增長的空間和發展的動力，致力于解決中長期、深層次的體制問題。因為，只有制度創新才能保證有質量、有效率的增長。

　　本刊記者聽到一家大型空調公司的事例，該公司相同的業務素質和條件下，250個國內銷售人員完成的業務量比不過6個海外銷售人員的業務量。這側面反映出目前國內市場在銷售體系、流通體系、信用體系、服務體系和市場管理體系方面與國際市場巨大的差距。這家公司管理人員感慨地說，“如果我們能利用此次擴大內需的機會，在這些方面實現改革突破，降低制度成本，將會巨大地釋放內需市場的增長空間。”

　　就此，湯敏告訴本刊記者，“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遠未完成，同時現在的中國經濟又面臨上新臺階、培育新增長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戰略機會。如果改革能夠實現新的實質性突破，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帶來新的巨大增長空間。”

　　充分利用“倒逼”機遇

　　“最近有一種觀點認為，審視今年的改革，重點是保增長、擴內需，因此，經濟體制改革可能有所弱化，甚至會擱置一旁。”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對此持相反看法，他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國家‘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強民生’，恰好對改革形成‘倒逼’機制，應抓住這個難得機會來深化改革，變經濟‘危機’為改革‘契機’，只有堅持改革，才能真正幫助戰勝危機。”

　　他告訴本刊記者，這次我國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固然有全球經濟大勢的影響和拖累，但也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層矛盾和經濟體制內部的“痼疾”分不開，“增長速度‘水落’之后，可以看出一些硬‘石頭’，就是在經濟高成長情況下掩蓋的一些制度性問題，通過這個危機顯露出來。”

　　“這也叫‘水落石出’。”常修澤進一步談到，這次危機暴露出我國在前一段高速增長情況下所掩蓋的制度性問題，包括舊體制遺留的問題，也包括“轉軌”中出現的新問題。這些都對改革形成“倒逼”之勢。

　　“30年前，我們之所以要進行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被逼的。30年之后，中國改革的任務遠未完成，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下一步如何攻堅克難是嚴峻考驗。”對于目前的機遇，接受本刊采訪的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也持類似的觀點，“從外部看，不期而至的國際金融危機也給中國改革和發展帶來了極大壓力。當前的內外壓力也給中國繼續推進改革提供了‘倒逼’機制，這和30年前頗為相似，給中國帶來新的機遇。”

　　“當前，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交織在一起，外部影響和發展階段變化結合在一起，這樣就把短期困難和長期矛盾交織在一起，經濟發展的困難度在加大，使我們發展的矛盾全面凸顯。”遲福林向本刊記者繼續解釋說，在這個背景下，必須要以改革的辦法來破解發展的矛盾。

　　這就意味著短期的宏觀政策和長期的改革措施要結合起來，才能給國民以信心：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不僅要治標，而且要治本。而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既取決于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安排，又取決于在改革的一些關鍵方面能否有所突破。唯此，才既能實現短期保增長的目標，又能為長期發展尋找一條出路。

　　“這次危機也是我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的一次重大機遇。”湯敏說，在經濟發展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可能進行改革的動力未必大，“往往是每次經歷一次大的外部沖擊，中國經濟就會上一個新的臺階。因為在危機面前，中國能夠集中智慧和精力推動體制的改革，找到新的增長點。”他特別強調，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目前“倒逼”形勢創造出的改革機遇。

　　以改革“擴內需”

　　在目前特定背景下，擴大內需、確保經濟增長成為新階段改革發展政策的首要選擇。我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就提出擴大內需，為什么十年來并未有多大突破？遲福林告訴本刊記者，相關方面改革滯后是主要原因。

　　例如：由于資源價格改革滯后，投資的快速增長是建立在人為壓低資源價格、不計環境代價基礎上的；由于農村改革滯后，廣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得農村潛在的消費市場難以啟動起來。

　　“今天，我們再次強調擴大內需，需要在調整相關政策的同時，更多地從改革中尋求出路。”遲福林具體分析了在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背景下深化改革將會為中國經濟發展增長帶來的巨大空間。

　　首先，擴大資源環境投資需求與市場化改革。資源環境領域的投資潛力巨大。2007年，我國在非水電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增長4倍多，達108億美元。如果逐步放開能源價格，使其能夠反映供求關系，新能源開發投資需求還會更大。

　　2007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為3387.6億元，僅占GDP的1.36%，低于發達國家2005年2%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俄羅斯2000年1.6%的水平。如果把比重提高到1.8%，以2007年的經濟總量水平，當年在環境領域的投資額需要達到近4450億元。

　　從現實的情況看，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要加快資源價格改革和壟斷行業改革，使之在加大國家投資的同時，拓寬社會資本的投資范圍。

　　其次，擴大社會投資需求與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建設。新階段我國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必然會大大提高公共領域投資的比重。有專家估計，最近幾年社會成員在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每一年的消費相當于過去5年的總和。據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測算，廣東省在2020年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投入5000億～8000億元。

　　“從全國情況看，保守地乘上10倍，12年中需要投入5萬億～8萬億元。”遲福林說，由此看來，我國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需求是巨大的，是十分有潛力的。如果未來5～10年能夠在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創新方面有重要進展，公共服務方面的投資會逐年明顯增大。

　　其三，擴大農村消費需求與農村改革。目前，我國城市的邊際消費傾向大概在0.72，農村為0.85。也就是說，每增加1塊錢收入，城市人花掉0.72元，農村人花掉0.85元。考慮到有2/3的人口集中在農村，農村的消費需求是擴大內需的重點。為此，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以為廣大農民創造公平發展和提高收入的機會，成為新階段改革發展全局的重點所在。

　　“近兩年，國家一周的財政收入就相當于1978年全年的總和。應當說，擴大內需的條件比以往要好得多，經濟資源并不匱乏。”遲福林認為，關鍵是如何把擴大內需同改革結合起來，以解決擴大內需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

　　靠改革“調結構”

　　遲福林同樣對依靠改革調整結構寄予厚望，“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緩解經濟壓力，需要宏觀經濟政策的基點放到‘保增長’上。從中長期來看，擴大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不僅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松動，更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以使宏觀政策調整與重大改革有機結合。”

　　我國的宏觀經濟問題有一個總量的問題，更有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例如，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成為國民經濟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如果其發展的制度環境不能進一步改善，財政貨幣政策的松動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它們的生存發展空間。

　　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多維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城鄉、地區、貧富三大差距，國家、企業、居民之間收入分配失衡的問題，國有壟斷行業與競爭性領域之間的不公平收入等，都需要注重宏觀政策調整與制度創新的結合，需要標本兼治的結構性改革。

　　遲福林從四方面簡要分析了通過改革調整經濟結構所產生的巨大制度增效。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財稅體制改革相結合。財政支出政策調整要與公共財政制度建設相結合，增量財政支出應主要放在城鄉一體化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上。稅收減免政策的出臺要與稅收體制改革相結合，既著眼于減輕企業負擔的短期需要，又考慮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需求，將會為社會和企業健康發展提供優良的“生態環境”。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金融改革相結合。遲福林提出，堅持“政策救市”與“制度救市”兼顧，在穩定資本市場方面有所突破。貨幣政策的松動還要與銀行改革相結合，使增量資金能夠流入到民營經濟、中小企業、農村、落后地區，由此可以極大提高經濟效率和經濟活力。

　　積極的社會政策與公共服務體制建設相結合。在基本公共服務投入增長的同時，應當著力完善中央與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務分工體系，加快事業單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實際效果。

　　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順序安排，以適應改革發展環境的變化。從短期看，抓住國際資源價格下調、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減輕的時機，著力推進資源要素、糧食價格改革，并使其與國際基本接軌，這對擴大資源環境和農業投資有重大作用。與資源價格改革同步，需要推進鐵路、石油等壟斷行業改革，這有利于通過競爭提高這些領域的投資效率。

　　從中期看，需要在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以為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條件；從長期看，在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上，要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制，以明顯提高社會消費預期。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回首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曾經歷過幾次大的經濟起伏，但每一次最終都成為中國經濟充分調動各種資源、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邁上新臺階的重大機遇。因此，即使如今面對危機，決策層也始終沒有放棄關于中國處于“發展機遇期”的戰略判斷。

　　“只要堅持改革，政策對頭，中國一定能夠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對于這一點我們抱有充分的信心”。遲福林最后告訴本刊記者。（記者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