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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資被增長”“工資增長低于經濟增長”“提高職工工資性收入”……成為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話題。在兩會現場，如何讓職工工資“漲”在實處，代表委員紛紛支招。

　　“漲”工資呼聲高漲

　　“當前我國政府、企業、居民三者的分配關系不合理，普通勞動者工資報酬偏低、收入增長慢。”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黨組書記趙湘平表示，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1992年至2007年，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從66.1%下降到57.9%，降低了8個百分點。

　　“提高職工收入是我國拉動內需、擴大消費的內在要求。長期以來，我國職工工資占企業可分配利潤的比例一直比較低，某些地區目前僅維持在15%左右，而從國外實踐和企業管理理論看，30%是比較合適的。”全國人大代表王潤剛告訴記者。

　　“如果職工收入不能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相應提高，既不利于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職工素質、技能的提高，也會造成一些企業優秀員工‘跳槽’，造成‘招工難’，從而嚴重制約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長遠發展。”全國人大代表、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說。

　　“企業和職工是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只有善待職工，才能發揮職工的創造性，讓企業與職工共渡難關。”全國人大代表、江蘇沙鋼集團淮鋼特鋼公司黨委書記何達平說。

　　“當前，要加強國家政策調控，將促進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提高低收入職工工資水平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計劃，確保廣大職工特別是普通職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張世平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集體協商是關鍵

　　職工工資的相對下降引起代表委員的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怎么提高企業職工收入？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靠政府下令，而是要靠談判機制。

　　“提高職工工資，依靠勞動者個人‘單打獨斗’與用人單位協商工資是不現實的。引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體現了民主理念和以人為本。工會可以發揮監督職能，在薪酬形成機制方面加大對勞動者的權益保護。”王潤剛代表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張俊九建議，加快制定工資方面的法律法規，為建立和實施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激勵機制、工資保障機制提供法律依據。通過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決定職工的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水平、工資增長幅度。

　　全國政協委員蘇立清建議，工資集體協商中，要提出工資指數化要求，即按照CPI指數調整貨幣工資，保證廣大職工實際收入和基本生活不下降。

　　張世平委員建議，以非公企業和中小企業為重點，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和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建設，支持工會或職工代表開展協商，提高企業職工對工資分配的參與度。

　　讓職工無“后顧之憂”

　　“當然，由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是雙向選擇，工資最終是依靠市場調節。提高職工的收入水平，還是必須通過不斷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王潤剛代表告訴記者。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院長沈琴琴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職工工資是職工人力資本的回報，教育和培訓則是人力資本的重要來源。建議政府加大投入，對普通職工進行職業培訓，增加他們的人力資本存量，進而提高職工收入。

　　“政府和勞動部門要加強執法監管的力度，以確保勞動者勞動報酬權等各項權益不受侵犯，只有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勞動報酬的比重才能得到提高。”張俊九委員說。

　　張俊九委員建議，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2000元屬于偏低界線，提高起征點也可以增加普通職工的實際收入。h 有關專家分析，“漲”工資呼聲的背后，最主要是提高職工心理上的“安全感”。“為職工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他們無‘后顧之憂’，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提高職工收入和生活水平。”王潤剛代表說。 (王敏、齊中熙、王希、雷敏、李鵬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