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蟻族”之困：京城米貴，奈何“蟻居”？
一本歷時兩年的調查報告、600多個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訪談、海內外媒體高度關注……青年學者廉思《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最近很火。“蟻族”，是作者對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集群體的定義，“他們就像螞蟻，頭腦聰明，但作為個體微不足道”。
據統計，僅北京一地的“蟻族”就已逾十萬之眾。算上廣州、上海、西安、重慶等各大城市的“蟻族”，他們有著上百萬的規模(11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上大學，曾經寄托了多少人對于前途的美好期待，但“蟻族”的殘酷青春讓我們如夢方醒。我們關注這個社會學意義的新詞，更應關注其背后的教育體制、就業體制、戶籍制度等深層次問題。
第四大弱勢群體？
他們絕大多數是“80后”，有的畢業于名牌高校，但更多來自地方和民辦高校。他們工作不穩定，稅前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到2500元，租著平均每月377元的床位，每天吃兩頓飯，飯費為529元，月均花費總計1676元。他們到工作單位平均要坐兩小時以上的公交車，絕大多數從事保險推銷、餐飲服務、電子器材銷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則完全處于失業狀態。他們生活條件差，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
《蟻族》一書的作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此描述他調查的樣本。并稱“蟻族”是農民、農民工和下崗職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
與零散的“北漂族”不同，“擠”在一起的“蟻族”，似乎更能激發我們對青年大學畢業生生存狀況的思考。
“蟻族”現象集中反映了當前中國兩大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一是城鄉二元結構和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二是高等教育普及后整個教育體制的改革。這兩個問題不僅是當前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而且是關系到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根本性問題。廉思在接受信報記者采訪時做如上闡述。
京城米貴，奈何“蟻居”？
京城米貴，自不待言。很多人第一次接觸到“蟻族”這個群體，可能會有和筆者一樣的疑問：既然大城市不好混，為何不回老家去？
《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在他采訪完這個群體之后回答了這個問題。主觀上，面對生活中的困頓與挫折，多數“蟻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但兩手空空的他們很可能“面子上過不去”。畢竟，對于那些由農村考入城市，由中小城市考入大城市的學生來說，想要回頭，實在太難。“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就業觀，已然成了不少大學生入學伊始就給自己戴上的緊箍咒。
另一方面，我國社會城市化、人口結構轉變、勞動力市場轉型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等一系列變化，客觀上也導致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選擇在大城市就業。《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分析也不無道理。
需要呵護而不是取締打擊
他們大都是在大學擴招的背景下入學的，每年進入社會的數百萬畢業生中，總有相當一部分都將因找不到工作或薪酬微薄而歸入“蟻族”的行列。他們掌握了知識但被現實生活所壓抑，是一個規模已相當龐大且會繼續龐大下去的群體。
在這個瑟瑟寒冬，他們或許需要更多的呵護。
有媒體就積極呼吁，城市管理者不要以“蟻族”聚居地區混亂為由，進行簡單的清理整頓。盡管存在種種問題，但我們需要做的是幫助他們走出困境。在社會大環境需要改善的情況下，動輒取締，不但不能改善大學生們的居住環境，甚至可能將他們逼向更遠的城市邊緣。
而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年復一年的就業報告中展現的“大好形勢”是否蒙住了我們的雙眼？
微軟中國終身榮譽總裁、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唐駿，在推薦這本《蟻族》時就呼吁高校和有關教育部門，在就業問題上不能只關注數字，更應該看到數字下面畢業生真實的生存狀況和他們渴望教育體制改變的無力掙扎。
據統計，北京的大學畢業生聚居村中，超過85%的人為外地戶口，僅15%的人是北京本地戶口(11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玨林對此表示，主要問題還是戶籍制度，現行戶籍制度已經滯后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蟻族”一般只能在中小企業就業，但這輪金融危機中中小企業恰恰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新一輪“國進民退”則更是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也擠掉了不少“蟻族”的飯碗。
“蟻族”群體的存在，恰恰讓我們不能視而不見這輪經濟結構調整中的結構性錯位，《成都商報》評論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解讀。
十幾年后，今天的“蟻族”大部分都將成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那時，所有的人都會讀懂“蟻族”背后的記憶。“蟻族”這個詞或許會像“知青”“下崗職工”“農民工”一樣成為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詞語之一，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歷程。
因為，它曾記錄了一代人窮且益堅的青春。(易艷剛)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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