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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溫州這個中國私營企業最早萌芽的地方，爭議與喧囂長期存在

　　★ 本刊記者/謝良兵 文/徐慶全

　　中國現代史上，1978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的年份。

　　這一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命運的元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重點。但盡管如此，在1978年追求個人經濟福利的成長，依然是一個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

　　這一年，在溫州，13歲的南存輝，因父親被水泵砸傷了腳不能下地干活，作為長子的他初中畢業就不得不輟學，承擔起照顧家里的責任，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一干，就是三年。

　　“補鞋稍不留神，錐子就會深深扎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涌出。只好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繼續為客人補好鞋。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憑的就是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20多年過去了，南存輝對那段日子依然記憶猶新。

　　6年之后，南存輝這位修鞋匠在一個破屋子里，與朋友投資5萬元，建起了一個作坊式的開關廠——樂清縣求精開關廠。20年后，以此為源頭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企業之一。南存輝的個人簽名如今已經成為溫州含金量最高的簽名。

　　伴隨著南存輝們的成長，私營經濟的“溫州模式”逐漸成為一個時代的縮影。

　　那些溫州“老板”們

　　在中國有一個最時髦的稱呼，就是“老板”。事實上，它最早就來自于雇工對個體戶或私營企業主的稱謂。但是，這些“老板們”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陸，遠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風光與輕松。其間的種種經歷，構成了中國第一批私營企業主的苦樂年華史。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盡管經濟改革的種子正在逐漸發芽，但那依然是一個幾乎沒有私營經濟的年代，整個國家還處在一種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當中�！霸谕獾爻霾�，晚上都找不到賣夜宵的地方�！蹦洗孑x回憶說。

　　但溫州卻是另一番景象。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全國各地還在激烈爭論姓“社”還是姓“資”的時候，溫州人已經前店后廠地干開了。當時的溫州有很多商販，做裁縫的、做皮鞋的，還有跑運輸的……溫州人在那時已經奔波于全國各地。

　　“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有商業意識的地方很少，但我們一直都有�！痹�經擔任溫州市體改委主任的溫州著名經濟學者馬津龍如此分析道。這里沒有很多中央和外來的投資，有的只是溫州人的創業熱情。

　　溫州人無疑是精明的。以機器制造行業為例，由于當時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工廠賣出的都是整機，機器的一個零件壞了往往很難買到。但溫州人卻聰明地把壞機器拆掉賣零件，不少先行者甚至開始制造機器零件，慢慢地在柳市鎮出現了裝配作坊。

　　當時還是修鞋匠的南存輝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現了商機。他先是找了三位同伴，一起開起了一個前店后廠的家庭作坊，4個人整天加班加點，不過一個月下來，只賺了35元錢。這多少令南存輝有些沮喪，因為以前一天補鞋的進賬也有一二十元。

　　考驗還在后面。就在他們剛剛涉足電器業時，杭州便發生了一件轟動的事情——假冒偽劣的溫州皮鞋、電器等被人們集中在杭州武林廣場付之一炬。這讓南存輝對自己企業的未來有了一些擔憂。

　　很快，國家六部委開展了大規模的打假治劣活動，200多人的工作組對溫州和柳市鎮生產的假冒偽劣產品進行了長達5個多月的打擊整頓。這次整頓讓南存輝意識到，產品質量的嚴格把關是多么重要。

　　自此，南存輝的企業逐漸壯大，后來在此基礎上成立的正泰集團已經成為中國著名的私營企業。

　　像南存輝這樣的私營企業主在溫州有成千上萬。據溫州大學管理學教授謝健估算，溫州約95%的工業產值來自私營企業。而溫州市有關部門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大約有160萬溫州人在中國各地經商，每年創造的GDP為560億元。

　　1983年前后，溫州的個體工商企業已占全國總數的1/10�！耙浑p手”“兩條腿”“三分郵票”“四小產品”的家庭作坊式生產，使溫州人在不聲不響中完成了資本積累。而在這個中國私營企業最早萌芽的地方，爭議與喧囂長期存在。

　　“七上八下”的雇工之爭

　　“早起的鳥兒有食吃”。溫州人無疑深知“敢為人先”是中國商幫文化的精粹。但“槍打出頭鳥”的俗語同樣具有普遍意義。溫州第一批私營企業主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詮釋。

　　1982年初，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以“投機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場經濟“風頭浪尖”上的人。而在個私經濟發源地溫州，“八大王”事件就是典型的代表。

　　“八大王”分別是：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以及電器大王鄭元忠。他們當時都被列為重要打擊對象。

　　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主辦的《光彩》雜志這樣描述當年“八大王”事件的景象：

　　1982年夏天的某個黃昏，溫州柳市鎮干部突然把自行車停到胡金林家門口，小聲對他說：“不行啦，要下大雨啦！”說完轉身就走。胡金林知道自己大禍臨頭，飛奔回屋，從抽屜里拽出早就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各種證件，連妻子也來不及通知，趕在當夜12點警車呼嘯著向他撲來之前，倉皇逃出了柳市鎮。

　　而“八大王”事件的背景，正是當初“七上八下”的雇工之爭。

　　1979年底，全國共批準個體工商戶約10萬戶。兩年之后，這個數字增加到101萬。此后，隨著業務的擴大，“最多不能超過五個學徒”的規矩立即被打破，絕跡多年的“雇工”現象再次出現。

　　1979年，廣東高要縣農民陳志雄承包了8畝魚塘，一年后承包了141畝魚塘。夫妻倆干不過來，就只好雇人，雇請固定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1981年繼續擴大經營，承包面積達497畝，雇請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

　　在那個年代，像陳志雄這樣的情況并不鮮見。從安徽到浙江到廣東，大江南北，聘用雇工的個體企業比比皆是。安徽著名的“傻子瓜子”創辦人年廣久，自掛牌以后生意就很興旺，也雇請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到1979年底，雇工達12個。

　　但是，這些現象的存在，卻觸動了當年意識形態最敏感的神經: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應該有以往被視為帶有剝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而在當年，官方的說法是非常明確的。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明確規定：“不準雇工�！�

　　于是，陳志雄的事情，一下子鬧到了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介紹陳志雄承包集體魚塘的情況后說，此事有分歧，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爭論的焦點是：“雇工算不算剝削？”“能不能跨隊承包？”討論中，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做出過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痹趲缀跛�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

　　對于“八大王”事件，1984年，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溫州經濟搞活無望”。他組織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卷進行復查，被捕的幾個人才被取保候審，或無罪釋放，而后恢復名譽，歸還已經被沒收的財產。只是，這“八大王”在此之后平凡無奇，重回蕓蕓眾生。

　　而中央對于雇工數量限制的打破則是在1987年中央5號文件中，此文件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被徹底放開。1988年第七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起草了一個允許私有企業可以雇用多于8名員工的法律修正案。

　　這是自1950年代以來的首次。這種企業被正式稱為“私營企業”。

　　“紅帽子”私企的生死劫

　　那時的私營企業主，往往喜歡給自己的企業戴上一頂“紅帽子”�！拔覀冏�冊成立了樂清求精開關廠，在企業性質一欄里注明:股份合作(集體)，戴上了‘集體’這頂用于自我保護的紅帽子�！蹦洗孑x回憶說。

　　沒有人確切知道目前還有多少企業是戴著“紅帽子”的私企。溫州當地經濟學者馬津龍教授透露，1995年溫州有3989家私企，卻有大約47000家股份合作企業。根據他的估計，在溫州，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股份合作企業實際上屬于私有性質。

　　也曾有學者做過一個統計：在1988年憲法修正案通過前夕，如果僅按營業執照算，以私營企業名義登記的全國不過6家，即溫州4家，沈陽2家;如果按各地工商局的統計，雇工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全國有11.5萬戶，雇工人數為184.7萬人。

　　1993年，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全國工商聯等機構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的私營企業主認為“紅帽子”企業占集體企業的比例為50%～80%。而在1994年，國家工商總局抽樣調查結果表明，鄉鎮企業中有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

　　私營企業主為何熱衷戴“紅帽子”？“紅帽子”企業除了可以突破政策限制，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還能獲得各方面的稅費優惠。比如當時廣東南海普遍存在的“紅帽子”企業，掛靠能使其規避當年相當于營業額1.5%的工商管理費。

　　后來隨著國家政策的相對明朗化，一股“脫帽”風潮開始席卷全國。只是好景不長，這些私營企業主們很快發現，在征用土地、用人制度、享受貸款等多方面，私營企業的待遇都遠遠不如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

　　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前的幾年，“紅帽子”企業曾一度回潮，一些已經摘掉了帽子的企業，又重新開始“戴帽子”。“擔心國家又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很多本來以私營登記的企業紛紛戴上了‘紅帽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說。

　　張文魁進一步解釋說，雖然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當時政治環境已經改善，私營企業對財產產權劃分上的顧慮也比較少了，但是，在實際的經濟行為當中，私營企業還是面對著很多障礙。

　　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民(私)企重新明晰產權的“脫帽”行動再次蔚然成風。也正是從這場“脫帽”行動開始，“紅帽子”企業的固有隱患逐步顯現出來，產權糾紛層出不窮，迄今未有解救之“正途”。

　　據浙江省私營經濟協會一位人士介紹，1999年下半年，由原浙江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牽頭，推動集體企業轉制，短短半年左右的時間，3000多家“紅帽子”企業通過各種方式轉制成私營企業，而浙江原計劃三年內基本完成集體企業的轉制問題。

　　一個“紅帽子”的時代正在走進歷史，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企業頭上不再有新的帽子�，F在，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選擇在開曼群島或者維京注冊，在國內經營。“這也是尋求一種保護和更多的政策支持”，張文魁說，“紅帽子”已漸漸被“洋外衣”所遮蓋。

　　私企保護的法制化道路

　　不戴“紅帽子”有疑慮、受歧視，戴了“紅帽子”也有可能戴到“鬼門關”去……私營企業主的命運永遠那么跌宕。而對于中央來說，經過將近30年的改革歷程，隨著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也需要積極地為私營經濟擁有更多合法權利而努力。

　　這個過程是艱辛的。

　　1987年10月14日，新華社的一份調查材料遞進了中南海。

　　這份調查材料反映了一個典型的、帶傾向性的問題：素有經商傳統的溫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個體經濟及私營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但近來一些私營企業者患“百萬恐懼癥”，擔心生產經營規模擴大到百萬資產之后，會使自己成為“階級敵人”。

　　材料中提到：這些私營企業主心事重重，不寒而栗。有的怕露富，即便對親戚、朋友，但凡涉及到資產問題，也總是守口如瓶；有的已在悄悄地抽走資金，或找借口壓縮生產規模，辭退雇工；有的則將經營所獲取的利潤不再用于擴大再生產……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士當即在這份材料上批示：“迫切需要擬訂私營企業管理條例，以便有所遵循，而私營企業主也可以放心依法經營。”隨即，對私營經濟立法問題，迅速提到了議事日程。

　　1988年6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對私營企業的活動作了法律規范。這樣，私營經濟這個“私生子”終于得到了正式承認，結束了它將近十年的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隱蔽活動的歷史，正式走向公開化發展。

　　是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出臺。次年底，全國第一次工商登記，私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一下子達到了9.06萬戶。此前，只有溫州、沈陽等地的6戶私企進行過正式工商注冊。

　　但是1989年下半年，對個體、私營企業主流行著種種指責。這股風氣也吹到了溫州。溫州一些個體、私營企業主因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擔心而停業，甚至逃到國外(如當時知名度較高的私營企業家潘挺宇)。

　　在1989年整個年度里，經濟發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尤其是剛剛萌芽不久的私營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載，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注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減少一半多，這個數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那一年，馬津龍寫了《溫州個體、私營企業主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一文。該文發表于1990年第1期的《改革縱橫》。馬津龍稱，這是根據時任總理李鵬批示的國研字[1989]第12號文件，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務院研究室牽頭組織的全國性階級、階層調研的分報告之一。1990年5月經有關渠道被推薦給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

　　“如果說本文作為上報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材料還只是為溫州的個體、私營企業主辯護，那么，將此文于1990年1月公開發表，并通過有關渠道推薦給總書記，就不僅僅是為溫州，而是為中國的個體、私營企業主說話了�！瘪R津龍說。

　　1998年“兩會”，第一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深圳私企老板鄭卓輝，花了3天多時間游說廣東代表團，終于獲得49名代表附議，以個人名義發起了“保護私有財產”的人大議案。這是第一份提出私產入憲的個人議案。

　　2004年3月14日，憲法修正案草案在人民大會堂以絕對高票通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寫進了中國的根本大法。長期以來困擾企業家的產權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私營企業主的權利獲得了國家根本大法的徹底、全面的保證。

　　2005年2月24日，新華社全文播發《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這是共和國成立56年來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發布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性文件。

　　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統計處的數據，截至2007年6月底，全國私有企業876.1萬戶，比上年增加13.2萬戶，增長1.5%；私營企業首次突破500萬戶，達到520.5萬戶，占企業總戶數的59.4%，增加0.7個百分點；個體工商戶2621.4萬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