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廣東是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但是珠三角與粵西之間仍然存在巨大落差。2009年，湛江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3600元，僅相當廣州的60%左右。

　　城鄉和地區差別擴大的同時，行業收入差距的擴大更為明顯。

　　2010年，王永松從湛江的一所職高畢業后，和村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學畢業后，去了廣州一家證券公司上班。

　　在珠三角，王永松所從事的制造業工人的年平均工資不超過3萬元，而王永松堂哥參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證券公司僅年終獎就發了9萬多元，總收入是王永松的6倍多。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各行業間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09年，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以不到8%職工的人數，占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于社會平均工資10倍左右。

　　消失的基尼系數

　　不同人群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最終帶來的是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

　　“我是一個徹底的無產者。”工作才一年多的王永松拍拍口袋說，我一分錢存款也沒有。

　　王永松只是中國眾多“無產者”的一分子。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根據其2004年進行的一項涉及幾個省市的銀行儲蓄存款分布調查數據推算，前20%的儲戶占有銀行存款的86%，而其余80%的儲戶只占有剩余的14%。

　　13億中國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早在二十年前，與王永松相隔千里、遠在北京的李實，也產生過類似的疑問。

　　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彈為什么還不如賣茶葉蛋賺錢”的李實，參加了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課題組，并開始了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民間收入調查。

　　這也是中國首次全國性的民間調查。經過五年斷斷續續的調查，1993年，課題組公布了1988年中國農村基尼系數是0.325，城市是0.233。這一數據，遠遠超乎當時學界和政府的預料。但據李實回憶，當時社會對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見并不強烈。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重要分析指標，取值在0與1之間，如果超過0.4，便被視為收入差距過大。國際上一般把0.4設定為收入差距的警戒線，認為如超過這一水平上，極易引發社會動蕩。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居民間收入分配的差距一直沒有過大。收入分配的急劇惡化，首先來自于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由于中國政府決定對數量龐大、效率低下的國企實施“減員增效”，近千萬國企職工下崗，低收入階層人數突然激增。而在之前的開放中，迅速致富的個體戶的出現，以及伴隨著國企改革中大批中小國企被出售而涌現出來的收入激增的民營企業家，使得這一貧富對比一時間凸現了出來。

　　而后，地區發展的不均衡，以及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城市政府拿走等因素，使得國民間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到200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當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5，接近收入懸殊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