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6日電 一種異乎尋常的取證方法，一個不光彩、卻能查明真相的行動，一片存在于現行法律下的灰色空間。
在民事訴訟的調查取證中，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越來越多的當事人，把跟蹤盯梢作為手段之一。
婚外情，似乎是這種手段針對最多的對象。
跟蹤“幽會”300分鐘
前不久，上海一家律師事務所接到一個燙手的任務———當事人要求對她的丈夫實施跟蹤，捕捉到他和“情人”幽會的現場證據。
當事人薛女士和丈夫王凱結婚已逾8年，有一個5歲的女兒。王凱是外企部門主管，收入豐厚。從今年開始，薛女士發現丈夫時常“神出鬼沒”，遂起疑心。不久，她的猜疑被證實，丈夫果然有了外遇。薛女士怒火中燒，意欲離婚，但她需要證據。
一天，薛女士得到“情報”：第二天王凱要“出差”———王凱已經在W酒店訂好了房間與“第三者”幽會。她馬上通知了律師。
兩路人馬分頭行動
跟蹤王凱的任務，律師事務所委托給一家武術培訓學校。當晚，學校的幾名教練便來到W酒店，勘察地形。酒店共有30層，唯一的餐廳在頂樓，電梯有6部，有3個入口可以到大堂……根據這些情況，他們制訂了細致的方案。
第二天，兩組人馬分頭行動。一組5人，埋伏在酒店，3個入口各留1名“看守”，1人守候在大堂，還有一個在頂樓餐廳等候。另一組有兩個人，分兩輛車，一前一后尾隨王凱。
“跟車組”早上8點半就等在了王凱的辦公樓前。2人分別包了一輛出租車，一輛守在辦公樓停車場，另一輛停在外面馬路上。為防王凱猜疑，兩部車約定，待王凱的車出了辦公樓，兩部車便朝不同方向行駛，和王凱同方向的車通報位置，另一輛車兜一個圈子再跟過來。
直到11點半，王凱才走出辦公樓，身邊卻還有一位男士。他倆上了一輛黑色的奧迪，向浦東開去。在陸家嘴的一棟辦公樓里停留了45分鐘，兩人又開車回到公司。兩輛跟蹤車兜了個大圈子，回到原地，只好繼續等待。
15分鐘后，王凱又出現了。這回，只他一個人。真正的行動似乎要開始了，跟車組打起精神，密切注意王凱的方向。黑色奧迪重新啟動了，一輛出租車緊隨其后，另一輛隔開三四輛車，對王凱進行跟蹤。
目標進入埋伏圈
為避免打草驚蛇，兩輛車經常“交叉換位”———前面一輛車總是跟一段，停一停，換輛出租車繼續跟。前車停留的時候，后車馬上超車跟上，再用手機向同伴通報最新位置。
不出所料，王凱朝W酒店的方向駛去。已經非常接近目的地了，但王凱“三過其門而不入”，繞了三個大圈子，最后才把車駛進W酒店的停車場。跟車組悄悄地跟在后面，一輛都沒被甩，順利完成任務。
王凱踏入了“守店組”的“埋伏圈”。他一進大堂，就被一直坐在大堂沙發上的守店組成員A認出。這時，守在入口處的3名成員都已接到信息，“退守”至大堂，準備下一輪行動。
王凱似乎頗為警覺，沒有急于辦住店手續，他先在大堂里環視一周，然后趁其他四五名住客同時到柜臺辦手續的時候，擠到他們中間。但他領的鑰匙牌上的房號還是被眼尖的盯梢人員看到了。
成員B跟著王凱進了電梯。在確認了王凱的房間后，他便一溜煙下了樓，向在頂樓餐廳苦苦等候的成員C發出信息，讓他留神，王凱可能馬上來吃飯。
打手機前先按鈴
成員C打餐廳開門起，就一直呆在那兒。他選擇了一個靠窗的、能把整個餐廳收進視野的座位。
服務生不停地問C，需要點些什么吃的。C只點了一杯飲料，不厭其煩地“解釋”說，他在等一個朋友，并佯裝打手機和“朋友”聯系。兩個多小時過去了，直到下午1點多，王凱和一個女子終于出現了。
湊巧的是，他倆就在C旁邊的一個餐桌坐下了，王凱還盯著C打量了好幾秒鐘，C故作鎮靜，旁若無人。
王凱一口氣點了10幾個菜、3瓶啤酒。看這架勢，要吃一陣子。肚皮早就開始唱戲的C，趕忙點了一份套餐，向神色有異的服務生說“朋友有急事，趕不過來了”。
45分鐘后，王凱起身結賬。C掏出手機，故意按響鈐聲，像是在接電話，其實卻是打電話給樓下的同伴：“唔，到了到了，快了快了……”用“暗語”傳達信息。
此時，接到通知的王凱妻子薛女士已經等在了大堂。15分鐘后，她在兩個人的陪同下，來到王凱所在的房門前……
(文中姓名為化名)
跟蹤有法律依據嗎?
誰最可能被跟蹤？
跟蹤盯梢，是一種極端的調查取證手段，哪些當事人最可能采用這樣的手段呢？
毫無疑問，這種取證方式在離婚和重婚訴訟中出現最多，婚外情，是最可能被跟蹤的對象。很多當事人懷疑自己的另一半有外遇，卻無從證實，于是請律師或有關人員出馬，幫他(她)收集證據。這些證據，可以成為離婚的理由，也有助于他(她)爭取到自己的合法權益。
在重婚案中，類似的證據更顯重要。在記者所采訪過的一個案例中，一位身居海外的當事人委托律師收集妻子重婚行為的證據。律師冒著風險，混進當事人妻子和另一個男人為他倆的小孩所舉行的滿月喜筵中，通過拍照等方式，采集到有力的證據。重婚指控終獲法律支持。
此外，在民間債務糾紛中，類似的取證行動，也經常被用于尋找債務人的過程中。
跟蹤盯梢有法律限制
跟蹤盯梢這種特殊的取證方式究竟合法嗎？記者從法律界人士那里了解到了有關的法律限制。
《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這些器材包括：暗藏式竊聽、竊照器材；突發式收發報機、一次性密碼本、密寫工具；用于獲取情報的電子監聽、截收器材以及其他專用間諜器材(專用間諜器材的確認，由國家安全部負責)。
1993年公安部有關通知規定：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辦各種形式的民事事務調查所、安全事務調查所等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
存在法律盲區
跟蹤盯梢的取證方式在民事糾紛調查中頻頻出現，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我們不該單方面地去批判，而是應該正視它，分析它的存因。上海市正夏律師事務所律師認為，這種特殊情況的出現，主要有以下原因：
原因一：法院鼓勵當事人自行舉證。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對舉證責任和證據效力比以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當事人自然而然地、甚至是別無選擇地去積極收集證據。這種積極的取證方式，有時可能會不可避免地侵犯公民的個人隱私權。
原因二：法律保護隱私權，但這種保護不是絕對的、無原則的。
所謂隱私權，是指公民保持其私生活中的秘密不為他人知悉的權利。但是，任何人的個人隱私都必須限定在合法、合乎道德和社會需求的范圍內，對于任何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他人都有權揭露和干預。公民為維護個人權利的需要，在必要范圍內了解他人隱私，不構成侵犯隱私權。
而且，侵犯隱私權和了解隱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法律意義上的侵權，必須具備侵權的法律要件，即有非法的行為、損害后果，以及非法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單純地了解他人的隱私，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是隨意加以擴散、宣揚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用途，從而沒有造成損害后果的，也不能算侵害隱私權。
原因三：法律對“私家偵探”的定義不明確。
公安部在多年前就有禁止設立私人偵探所的規定。不過限制的范圍比較窄，存在著較大的灰色空間。大多數情況下，以朋友的身份，或者由朋友輾轉介紹，以個人名義幫助取證，并獲得一定的酬勞，似乎并不在法律明確禁止之列。
原因四：只要取證過程合法，法律對形式還是寬容的。
現行法律不禁止上文涉及的那些取證活動，現行法律同時也對這些取證活動所針對的對象，提供了足夠的保護。首先，取證時不得違反相關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如《憲法》及《國家安全法》中的規定。其次，對涉及個人隱私的證據，只能在特定的范圍內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主要是在法庭上向審判機構提交，使用不當造成侵害隱私權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文/鄭翌 來源：申江服務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