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海口9月4日消息：《成都日報》8月31日發表評論，稱楊鈺瑩月初說的謊言月底即被戳破。而今天此間出版的《南國都市報》刊登文章，說早在1998年，記者曾因報道楊鈺瑩“相夫教子”遭滅頂之災。
下文為《南國都市報》刊登的該記者陳述：
1998年2月15日到18日(我新聞從業史上最恥辱的4天)，當時我還在《成都商報》文化新聞部做娛樂記者，因采寫了一篇《楊鈺瑩訣別歌壇相夫教子》的報道而遭受“滅頂之災”。
采訪是在2月15日中午進行的，當天成稿，當天發稿，2月16日見報。從見報當天下午開始，直到17日深夜我在《成都商報》副總編輯陳舒平(現為總編輯)的辦公室和遠在香港的楊鈺瑩通完電話，這期間，來自廣東、四川的說客以及有關當事人的威脅，將我徹底丟進了深淵并遭受了“滅頂之災”。1998年2月18日，《成都商報》迫于各種壓力及保護自己的記者，由文化新聞部出面，為《楊鈺瑩訣別歌壇相夫教子》這篇報道在報上公開向楊鈺瑩和讀者道歉。
實際了又未了……
欲說當年好困惑。事情已經過去了5個年頭，本不愿再提起，但隨著楊鈺瑩的復出和另一位當事人賴文峰塵埃落定，我想，如果不把當初的這件事說清楚，如果不把來龍去脈理順，我冤是小事，被蒙在鼓里的讀者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前年，我來到了海南，成了《海南日報》旗下《南國都市報》的一名娛樂記者。島上充滿希望的藍色氛圍給了我回頭看看的勇氣，不管楊鈺瑩是炒作還是其它，我想，說出來并寫出來都是為了恢復曾被破壞的原則。
也許，在我還是在楊鈺瑩，當初我們都只是某類人的工具。
心里祝福自己的同時更祝福楊鈺瑩———一路走好！
1998年2月15日，初春的成都，乍暖還寒。一大早我蹬著自行車往報社趕，因為今天要采訪楊鈺瑩，我必須提前做好采訪提綱。在那段日子里，我是每天最早到報社的記者，因為報社特殊的用人機制，我不敢有絲毫怠慢。下午3點多鐘，我采訪了剛從香港回到廣州的楊鈺瑩，我們之間聊得還算比較投機。晚上，稿件上版，第二天，《楊鈺瑩訣別歌壇相夫教子》的報道見報。新聞中心曾茜和朱玲通過傳真機，把這篇報道傳到了全國幾十家報社(互聯網在當時還不發達，《成都商報》和全國兄弟報紙的稿件往來靠的都是一臺傳真機)。
采訪楊鈺瑩是因為我在頭天接到的一個電話。
2月14日，我接到廣東一位音樂人打來的電話，他曝出一個在當時來說非常具有爆炸性的新聞：楊鈺瑩已正式宣布退出歌壇！他對我說，可以把詳細情況告訴我，只是希望不要把他的名字披露出來(危機就此埋下)。我對他說，你盡管說，我會遵守我的承諾，不把你的名字披露出去。直到今天，我都在信守著我的承諾。
實際上，這位音樂人向我披露了很多楊鈺瑩從1997年夏天到1998年春天的事情。比如，楊鈺瑩是怎么嫁給廈門的一位房地產商人的，是如何和這位商人在香港定居的，又比如，這位商人是廈門一位很有影響的人物的侄兒，名字叫賴聞風等等。當時，這位音樂人不知道賴文峰的名字到底是哪兩個字，他說可能是“聞風”二字，他還順口說出了“聞風而動”這個詞來為他的猜測佐證。但基于慎重考慮，我在最后的稿件里還是把賴隱去了。
在采訪楊鈺瑩的整個過程中，我絲毫沒有提到“賴聞風”三個字，因為在當時，我們做的娛樂新聞遠不如現在這么“八卦”。
騎車送兒子到學校后，我在街邊的小吃店要了一碗面，正在吃，接到北京電話，之前預約的采訪那英有門了。趕忙回到報社，擬就了采訪提綱。
就在這個時候，不幸連著恥辱降臨了……
下午，我正在外面采訪，文化新聞部的責編鄭曄打電話給我，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報社。一路上我都在猜測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有這么著急嗎？見到鄭曄才知道，出大事了！《楊鈺瑩訣別歌壇相夫教子》一文被曾茜他們傳到《羊城晚報》后，該報記者肖執櫻找到了正在廣州的楊鈺瑩，希望楊鈺瑩進一步就這篇報道接受他的采訪。楊鈺瑩當著肖執櫻的面否認了曾接受過我的采訪。隨后，楊鈺瑩將這篇報道的內容告訴了她的姐姐、當時在廣東省高等法院工作的楊崗X。
當天下午3點，肖執櫻把電話打到《成都商報》文化新聞部，得知我不在，他直接和鄭曄通了電話。
5點多鐘，我順利地采訪到了那英，當天晚上發稿后，我很快回到了父母家里休息。
深夜時分，肖執櫻打通了我的手機，希望我告訴他消息的來源，我只對他說，是一位不認識的人打電話告訴我的，但電話是從廣州一家有名的唱片公司錄音棚里打過來的。
肖執櫻很執著地請求我，告訴他消息的來源，我堅決地拒絕了，但我透露了采訪楊鈺瑩的經過。
但楊鈺瑩和她的姐姐楊崗X已經死死地盯住了我。姐妹倆一直對外宣稱，我沒有采訪過楊鈺瑩，報道完全失實。肖執櫻也很快在《羊城晚報》披露了他采訪楊鈺瑩姐妹倆的消息。
一時間，我成了一個假新聞的杜撰者。我非常后悔，為什么當初不把“賴聞風”或“賴文峰”的名字給捅出來。
鄭曄代表報社領導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背包袱，并要求我盡快寫一份詳細的采訪經過和消息的來源。同時，報社領導也在和楊鈺瑩的姐姐楊崗X交涉。
事情到了非常復雜的地步。楊崗X要求我和報社承認“報道失誤，未向楊鈺瑩核實……”等。
晚上9點，我被鄭曄叫到副總編陳舒平的辦公室，陳副總編再次詢問了采訪經過。他說，目前說什么都沒有用了，我們的采訪又沒有錄音，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我們采訪過楊鈺瑩，而且楊鈺瑩和她的姐姐堅持認為，我們的報道全部失實。我心里非常不服氣，但我沒有表現出來。
陳副總編告訴我，楊鈺瑩這個時候正在香港家中等待我們的處理結果。實際上，陳副總編在見我之前，報社的領導班子經過開會研究已作出了兩項決定：第一，在報上向楊鈺瑩公開道歉；第二，由我馬上打電話到香港，向楊鈺瑩親自道歉。
接近夜里11點時，鄭曄用陳副總編辦公室的電話，撥通了楊鈺瑩香港家中的電話，她代表報社向楊鈺瑩道歉。我站在旁邊很不自在，我們到底錯在哪？干嗎要道歉？
鄭曄說完以后，我拿起了話筒，對著話筒，我說：“楊鈺瑩，我向你道歉！希望能等到你和你姐姐的原諒。”說完后我想馬上掛斷電話，鄭曄示意我多說幾句，陳副總編也希望我不要這么快就掛斷電話。我又接著說了很多諸如“現在聽不到你唱歌了真可惜”等等表示遺憾的話……
已過子夜，陳副總編目送我走出他的辦公室，鄭曄又把我送到電梯間。
我真想哭！隨后，我和《華西都市報》的朋友去了位于琴臺路的廊橋酒廊。我對他們說起了這件事，希望他們明天先看我們的道歉啟示。
我一夜未歸。天一亮，我打的飛奔報社……
白紙黑子、準確無誤，我拿著當天的報紙，讀到了兩個非常刺眼的字：致歉！
具體內容如下：本版2月16日刊載的《楊鈺瑩訣別歌壇相夫教子》一文，因記者采訪失誤，未向楊鈺瑩本人核實，致使文章內容失實，特向楊鈺瑩及廣大讀者致歉。文化新聞部
我丟開報紙，抬頭向窗外往去，蓉城初春的天空依然是灰不遛秋的，不知道什么時候已下起了小雨。
兩個月以后，我離開了這家報社。走的那天，社會新聞部的美女記者吳菲和體育新聞部主任李承鵬把我送出了大門，我一直回頭望著他們，望著佇在成都市書院街1號的這幢大樓。
大樓里的《成都商報》給我帶來了太多的榮譽，但我還是必須離開她！
我離開后的第3個年頭，楊鈺瑩重新回到了內地，開始了她的復出之旅，而我踏上了自己的天涯之途。
我以青春為代價！楊鈺瑩以初戀為代價！回頭看看，好像誰也沒有贏過！盡管我們還沒有看到最后的答案，但是，我還是打心里祝福楊鈺瑩———希望她永遠快樂！
我呢？依然好奇！
新聞鏈接：成都日報評論：《楊鈺瑩，你真的撒了謊！》
8月初，楊鈺瑩在電視上回憶初戀，還撰文道出自己“單純而真實”的故事，滿懷屈辱狀稱：那輛紅色“寶時捷”與自己沒有關系。我曾寫了一篇《某歌星不是楊鈺瑩，是誰？》的文章，來探討這個問題。昨天，各大媒體刊載了廈門遠華特大走私集團第一批動產即將公開拍賣的消息。
報載，“拍賣的38部各種車輛中，包括賴昌星侄子賴文峰送給歌星楊鈺瑩的大紅‘寶時捷’跑車。”顯然，楊鈺瑩與那輛跑車，決非如她所言的僅僅是“看見過”的關系，這位“流言蜚語”中“很受傷”的甜歌星，現在看來的確對公眾撒了一個大謊。記得當初探討“某歌星”到底是不是楊鈺瑩的時候，有人說這是吃飽了撐的，還有人呼吁放過合法公民楊鈺瑩。但如果一個公然向公眾撒謊的歌星，僅僅因為她是合法公民就可以被放過的話，那么請問，我們今天大力推廣實施的“公民道德建設綱要”意義何在？現代文明社會視為基礎的“誠信原則”從何談起？
除了法治之外，社會的道德底線又在哪里？一個謊話連篇的公眾人物，理應受到輿論的譴責，這是媒體義不容辭的責任。撒謊就是撒謊，無論多么楚楚可憐，無論用多少“單純”“真實”的字眼，終究無法掩蓋其謊言的實質，更何況公然面對大眾撒謊。
林肯曾說，“一個人可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某些人，也可能在某些時間欺騙所有的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楊鈺瑩月初說的謊言月底即被戳破，就是最好的明證。那些善良的被她“單純而真實”的故事感動了的人們，請睜大你們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