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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在這起案例里，卻讓我們目睹了沒有原則的過分溺愛和沒有人性的滅絕人寰，而前者似乎正是后者的誘因之一。

　　從小喪父的余鵬飛被母親視同掌上明珠一般，而且絕不容忍任何人說兒子的任何缺點；老實巴交的繼父除了干活也無法管教這個兒子。在母親的袒護下，余鵬飛養成了好逸惡勞的惡習，動輒向父母伸手要錢，卻一點不顧惜雙親終年辛苦勞作的血汗錢。當家庭終于無法承擔時，他竟萌生了只有毒死父母才能自由的念頭。而在他親手毒殺并勒死雙親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給女朋友買了一部新款手機。

　　很想知道當他看到痛苦呻吟的父母在尼龍繩下拼命掙扎時，心中涌起的是快感還是歉疚，他怎能毫不為養育之情而動容呢？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過度的溺愛造成余鵬飛性格發展的畸形，怨天尤人恨父母，正如同他自己所言：“實際上是迷失了自己。”掩卷嘆息之余，不禁想到天下的為人父母者：獨生子女該怎么教、怎么養？

　　沒有人相信這一切是真的，一個差點做父親的農村青年會用8包老鼠藥毒害含辛茹苦養育他的父母，等父母中毒倒地痛苦掙扎呼救時，他又用尼龍繩逐一勒死父母，然后分兩個晚上將父母埋在房前的黃土內，用變賣家產的錢給當歌廳小姐的女友買慶賀生日的手機……

　　然而它真真切切地發生在我們身邊！除了唏噓感慨，日前，記者懷著沉重的心情，采訪了兇手、兇手的妹妹、親戚、鄰居和辦案民警，試圖能夠解讀出這一悲劇發生的根源。

　　警察：在兇手交代罪行之前我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10月13日下午2點30分，一個報警電話讓彰加派出所所長羅付剛著實發了懵，身為從警二十多年的老警察，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報警很蹊蹺很棘手。

　　打報警電話的是轄區內居民謝文友，他在電話那端焦急地說，他的姐姐謝淑君、姐夫王陽川失蹤了，他正發動親戚朋友在四川省眉山地區仁壽縣城四處尋找，但沒有任何線索。隨后謝文友說：“我懷疑是我那‘騙子’侄兒余鵬飛給弄走的。”掛上手機，我仔細地咂摸著謝文友最后一句顯得果斷而生氣的話，怎么也理不出個頭緒。

　　謝淑君我認識，是個常年累月賣菜的跛腳女人，內向、精明，能吃苦耐勞。至于王陽川，老實得像頭牛，干的活卻比一頭牛還多。這樣一對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農民夫婦怎么會突然失蹤呢？我讓謝文友繼續發動親友尋找，同時安排民警密切和謝文友聯系。

　　通過謝文友另一個在城里打工的侄子李剛，民警授意讓李剛引出了余鵬飛。在隨后對余鵬飛步步緊逼的盤查之后，余鵬飛終于癱在椅子上嚎啕大哭起來：“我該死啊！我該千刀萬剮！”一支支吸完一包煙后，余鵬飛才一把鼻涕一把淚說將父母弄死了。

　　而在余鵬飛的家外自留地內，村民們在民警的指導下，先后從相互垂直的方向挖出了王陽川和謝淑君的尸體，尸體已開始腐爛。

　　孽子：毒殺父母的前后像在做一場惡夢

　　在仁壽縣看守所，隔著限制自由的鐵窗，余鵬飛在講述他毒殺父母經過之前，滿腔幽怨地說，自己走到今天十惡不赦的地步，父母也有一定責任，他們太溺愛他、放縱他，又渴望他出人頭地，又不信任他。下面是他的自述。

　　國慶后我從云南兩手空空地回來，又像往常一樣，將父母給我的血汗錢花得干干凈凈。剛到家不久，我就嚷著要父母給我準備幾千元錢，說過幾天我要出去做生意。當時，父母正在責任地里干活，一個多月不見，我發現父母比以前更老了。聽我這么一說，見我回來停下手中活計而問寒問暖的父母剛才的驚喜不見了，臉上罩了一層陰云。母親顯得很郁悶，父親彎下腰，吸著劣質卷煙一聲不吭地揮舞著鋤頭。空氣中散發著一種令人窒息的味道。

　　這是余鵬飛以前在家從未遇到過的情況，家里自從1999年修樓房負債后，他每次回家找各種借口從父母手中索要錢時，盡管父母有時也會唉聲嘆氣，但他們總是會想方設法地滿足他。

　　一見這陣勢，我忍不住加重了語氣又向父母說了一通我剛才的要求，并添油加醋地說了一番我這次做生意賺錢的可靠性，盡管我壓根兒就沒想過要去做生意。因為女朋友的生日臨近了，我答應送給她的生日禮物是給她換一款高檔的手機，而我自己又不能掙錢，唯一能實現我的承諾的就是父母的錢袋，盡管我知道家里已欠了近兩萬元外債。

　　母親終于忍不住了，開始小聲罵我不爭氣，盡給她丟臉。母親很愛面子，盡管生氣罵我都很小聲，她怕別人聽到后笑話。從小到大，母親總是袒護我疼愛我放縱我，這樣動真格地罵，還是第一次。我也來了火，和父母對抗起來。接下來的幾天，我和父母都因為錢的事而吵吵鬧鬧，弄得很不愉快。

　　到了10月7日，我突然覺得忍無可忍，腦中產生了毒死父母的念頭。當時，我甚至都為自己會有這種想法而害怕。但我已經像走火入魔一樣走進了一條死胡同，這幾年弄得我不愉快的事都涌向了腦海：當兵、買車、修房、娶妻，在我看來，每件事父母都和我在對著干。

　　但是，父母對余鵬飛比大山更厚的恩情，卻被他的憤怒沖到了九霄云外。他偏執荒唐地認為，只有弄死了父母，他才能獲得自由。

　　10月8日，我到彰加鎮趕集，買回了8包鼠藥。中午，母親仍沒結束罵我，還有些喋喋不休的樣子，我在路上還猶豫不決的心情變得孤注一擲。晚上8點半，趁人不備，我在父母盛的飯菜中事先下好了藥。因為做賊心虛，我草草吃了飯就去喂豬了。只有我知道接下來將發生什么事。父親準備盛第二碗飯時，突然覺得頭昏不舒服，就跟母親說到樓上睡覺去了。父親前腳剛走，母親也感到胸悶惡心。接下來，母親開始不停地嘔吐，呻吟，一聲緊似一聲，口中出現了白沫，鼻孔在流血。我沒想到事情會弄得這樣糟，盡管當時我是鐵了心要置父母于死地，但沒想到人死會如此可怕。我開始后悔了，看著慘不忍睹的母親，我手忙腳亂地跑去沖來食鹽水，并加了味精，希望他們喝下后能將鼠藥從胃中吐出來。給母親喝后，我又上樓給父親喝。父親痛得在床上捂著肚子打滾，豆大的冷汗從黝黑的額角不停地往外冒，床上、地上的嘔吐物已是狼藉一片。我下樓后，將已昏倒在地奄奄一息的母親抱進廚房放下后，又沖上了樓，見父親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氣了。我想到他們中毒已深，送到最近也是3里之外的醫院去醫，恐怕還是于事無補。為了不讓他們再痛苦，我找來尼龍繩，先將父親勒死，后又勒死了母親。

　　剛剛還好好的大活人，轉眼間就在我手下沒了氣息。我不相信父母已被我弄死了，腦中一片空白，心亂如麻。我在凳子上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待心情平靜一會兒后，開始拿著鋤頭、鐵鍬、鐮刀等工具，赤著上身來到房前自家自留地里挖起來。

　　連續兩個夜晚，余鵬飛在自留地里挖了兩個大坑，分別將父母的尸體埋在里面，并清理了嘔吐現場。

　　10月10日上午，我在鎮上向父親打工的廠的領導為父母請了長假，然后找人談好賣糧的價錢。我向他們撒謊說自己在城里租了個門市做生意，請父母去幫忙照顧生意。晚上，我揣上賣糧所得的3000余元現金，卻不敢住在家里，而是在一個旅館輾轉無眠挨到了天明。天亮后，我又進了城，還了800元債，買了一部手機。女友的生日是在農歷九月初八，我說過要給她換部手機的，絕2不能食言。

　　余鵬飛說完了作案前后的經過，那份冷靜，像是在敘述一件與己無關的夢中遭遇。

　　怎么會這樣呢？怎么會走到這種地步？面對記者的追問，余鵬飛陷入了對往事的痛苦回憶中……

　　我4歲時，生父就因病去世了，當時妹妹才一歲多，母親的腳又跛得厲害。孤兒寡母，日子過得很艱難。繼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入贅到我家的。繼父來自100多里外的大山深處，在家排行老大，一共四兄弟，因為窮得揭不開鍋，婚事就給耽誤了。這些都是后來聽人告訴我的。其實在我的心中，生父的影子是模糊而陌生的，倒是繼父，讓我覺得他比生父還親，他總是勤勤懇懇，不知勞累地忙活著，像連軸轉的陀螺。村里的人都說我們兄妹倆好福氣，找了個打著燈籠都難找的好繼父。

　　或許是父親死得早吧，母親總覺得欠我們什么似的，從小就不讓我們兄妹干什么活，哪怕自己再苦再累。我們離鎮近，種蔬菜致富就成了我們的首選。

　　1993年，余鵬飛初中還剩3個月畢業就再也不想念書了，母親吃夠了在農村的苦，她認定農村是沒有前途的，就說好話托熟人將余鵬飛弄到鎮上絲廠上班，在母親看來，進了工廠的兒子一定會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衣錦還鄉的。

　　然而事與愿違。在絲廠，我最初干保安，后又到了車間，干的都是沒有前途的活。最初步入社會的新鮮感一過，取而代之的就是被寂寞和無聊重重包圍。每天8小時工作結束后，看不進書，我不知道該干什么，我學會了吹牛和神侃，學會了抽煙和酗酒，學會了賭博和打架。對社會一無所知的我正一步步滑向墮落的深淵，但當時卻自以為是地認為，我找到了瀟灑的感覺。

　　這時，我和父母的矛盾已開始出現了，關于我漸漸變壞的說法已傳到父母耳中。母親在我高興時，開始旁敲側擊地勸我改邪歸正，但我聽不進去。后來廠里準備買輛車，我決定去學駕駛，但父母堅決不同意，他們說開車危險，他們只有我一個兒子，還盼我養老送終。這事讓我很是難受了一陣。此后，我又萌生了當兵的念頭，父母也不同意，說當3年兵就是吃3年長飯，到頭來還不是要回農村干活。

　　1996年絲廠垮了，對我來說既是打擊又是解脫。在潛意識里，盡管父母都是勞動的好把式，致富的能手，他們卻瞧不起自己的農民身份，母親鼓勵我出去闖世界。我知道父母希望我出人頭地，但我的逆反心理在努力后的失敗中越來越重了，父母希望我成才我偏不去做。我開始一次次地從父母手中騙錢，理由是做生意或外出打工需要路費，每次從母親手中接過一張張血汗錢，我都有一種報復后的快感。我要錢的次數越來越多，金額越來越大，從最初的幾十元到后來動輒幾千元，只要我伸手，父母即使沒有，求爺爺告奶奶都要借來給我。但我像一個填不滿的窟窿，久而久之，父母不再信任我。我開始騙親戚和親戚的親戚，騙鄰居朋友的親戚，只要攀得上一丁點兒關系的，都被我厚著臉皮或騙或借過錢，而這些錢我從未想到過還。有了錢，我在一幫狐朋狗友的吹捧吃喝玩樂中找到了地位，而實際上是迷失了自己。

　　余鵬飛認為，父母對他婚姻的包辦，則將他們之間的關系推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1999年我生日這天，經人介紹我和我的前妻阿英認識，但我怎么也找不到感覺。到了11月，我向阿英私下提出友好分手，但母親知道后，她盡了全力挽救我們的無愛婚姻。在母親眼中，阿英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婦。同年12月，我就在家人的大力游說下與阿英結了婚。平心而論，阿英的質樸、厚道和勤勞是無可挑剔的，只是那時的我被外面花花世界的誘惑迷住了，認為歡場中逢場作戲嗲聲嗲氣的小姐才有女人味，而阿英土老帽兒一個。阿英沉默著，希望我有浪子回頭的一天，但我回報她和父母的是變本加厲。2001年1月，阿英已有兩個月的身孕，但她再也無法忍受這種生活，悄悄做了人流后，到法院起訴與我離婚。而這之前，我已在OK廳認識了相見恨晚的曉莉，我糊涂地認為，像曉莉這種女人味十足的人才配和我一起生活，才能點燃我生活的激情，就毫不猶豫地與阿英協議離了婚。

　　“現在，即使死也無法彌補自己的罪過，我希望早日結束自己罪惡的人生。”余鵬飛這樣結束他的回憶，記者發現他的眼中蓄滿淚水。

　　妹妹：曾經惹人喜歡的哥哥一天天變得不可思議

　　沉浸在悲傷中的余麗英說起哥哥余鵬飛以前生活的點點滴滴，呈現出復雜的表情，她不知道以前那個人見人愛的哥哥和現在這個天打五雷劈的兇手哪個更真實。

　　在余麗英的眼中，余鵬飛聰明，但好玩，因此從小學到初中，成績都是中等水平，無法冒尖。小學時，余鵬飛在舅舅家度過，初中畢業后，余鵬飛在外飄蕩，而余麗英則在初中畢業后，輾轉于成都、重慶等地打工，兩兄妹接觸的時間很有限。甚至初中畢業時，余鵬飛拿錢給她買明信片送給同學，都被余麗英當成是對哥哥往事片斷的追憶。初三以前，兩兄妹一旦在一起，總是十分開心，余鵬飛也很心疼妹妹，有好吃好玩的總是先給妹妹，但初三開始，余鵬飛花錢越來越大手大腳，后來進了工廠，學會了好逸惡勞。

　　余麗英坦言，父母對她和哥哥一直十分寵愛。“平時無論家里的農活有多忙，父母都不讓我們兄妹沾邊，只是一個勁地催我們學習，做作業。父母不止一次地對我們兄妹說，只要你們能讀書，我們就是砸鍋賣鐵，甚至賣血都供你們讀書。”余麗英說即使現在她22歲了，都不太會做飯。

　　我分析哥哥不喜歡前妻的理由很荒唐，就是嫂子不愛打扮，穿著不時髦。后來他與歌廳小姐曉莉混在一起帶回家見父母，父母第一眼就對他說這樣的女人我們供不起。但哥哥哄父母說曉莉是縣里人，不會在家干活。后來，哥哥帶上曉莉到我在成都打工的地方住，白吃白住一次就是十幾天，還不斷伸手向我要錢。我對哥哥的好感也只能從有限的記憶中去搜尋，后來覺得他越來越不可理喻。

　　舅舅：不偷不搶的侄兒唯一的本領就是騙父母的血汗錢

　　對余鵬飛幼年生活的了解，舅舅謝文友算是比較權威的。整個小學六年，余鵬飛都是在舅舅家度過的。小時候的余鵬飛在舅舅眼中有幾分機智和乖巧，后來念初中乃至進入社會后，謝文友從姐姐妹夫口中一聽到“余鵬飛”三個字后就是唉聲嘆氣。他們多次對謝文友說鵬娃不好管教，整天游手好閑。

　　“這個侄兒讓我們傷盡了心，丟盡了臉，而今又干出這等傷天害理的事，咋個不憤怒呢，即使將他碎尸萬段也不足以解恨啊！”

　　鄰居：家庭的溺愛一步步將他推往地獄

　　萬永余是記者采訪中比較善談的一位鄰居，加之他和死者王陽川以前是很談得來的朋友，作為悲劇的見證人，萬永余的回憶也許能從另一個方面為我們找到釀成這幕悲劇的一些佐證。

　　王陽川在鄰居們的眼中，被戲稱為只知干活不懂休息的“蒙古漢”。眼看余鵬飛在一天天變壞，一天天變得不可駕馭，王陽川急在眼中卻無計可施，他不敢狠狠地教訓孩子，哪怕說上幾句重話，這樣會招致謝淑君的吵鬧。有好幾次，王陽川都對村里談得投機的朋友嘆息：這孩子再這樣任其混下去，遲早會出事。不料一句戲言，最后悲劇的句號竟畫在自己的身上。

　　謝淑君是一名不多言語但勤勞能干的農村婦女。對兒子余鵬飛的愛，她可以說是愛到了骨髓，真到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到手里又怕掉了的地步。這個善良的女人用她特有的忍耐和寬容等待兒子回頭，等待她期料的奇跡出現，她不容忍任何人談兒子哪怕已經重復了一千遍的缺點和錯誤，只要她聽到了，她會在內心記恨你一輩子，表現出來就是雖然從不與你吵鬧，但她用沉默和不與你搭腔來無聲抗議。

　　余鵬飛毒殺雙親在村里激起了很大反響，大家在紛紛指責聲討不孝之子余鵬飛時，開始反思自己的育子方式是否得當。萬永余的獨子今年17歲了，念高二，但他不想念書，余鵬飛將父母毒死時，他正賦閑在家，整天無所事事。悲劇發生后，萬永余覺得再不能嬌慣孩子了，要盡快培養他的獨立能力和生存本領，否則禍患無窮。萬永余毫不隱諱地告訴記者，在他們村，獨生子女被嬌慣到十七八還未干過農活的已成了普遍，大家普遍的觀點就是一個孩子，累壞了咋辦。這已經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社會話題。

　　在清點謝淑君夫婦的遺物時，有兩張照片給記者的印象十分深。照片是在夏天拍的，謝淑君夫婦半蹲在剛松了土鋤了草的菜地前，修長的茄子長勢喜人，綠油油的泛著亮光，背景是一片綠色的田野菜畦。照片上的夫婦倆滄桑的臉上寫滿了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憧憬。就是這樣一對質樸的農民夫婦，在育子上卻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

　　采訪結束時，死者的親屬都披麻戴孝，以農村最古老最隆重的儀式，給這對含辛茹苦的夫婦送殯，在低回婉轉的哀樂聲中，在飄飄揚揚的旌幡中，記者的內心充盈著無限悲涼。

　　摘自：北京青年報 11月27日 作者/夏欽魏勇 整理/東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