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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前的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辭世。生當“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李鴻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詬病。本文試圖從新的視角審視李鴻章，相信對仍致力于實現現代化的國人不無助益。離1901年的結束僅剩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回鑾路上的大清國皇太后慈禧在黃河岸邊的輝縣收到了那個令朝野上下無不悲哀的消息：李鴻章死了。

　　李鴻章，大清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氣之前的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他的床頭逼迫他在俄占中國東北的條約上簽字。為了大清國與洋人爭辯了一生的李鴻章已不能說話，他只有眼淚了。眼淚流盡了，他的眼睛閉上了。

　　自1840年英國人用艦炮打開中國的國門以后，中國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齊對稱的炮臺和花費巨銀買來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艦隊，沒有一次阻擋住“蠻夷”的入侵：“自道光中葉以來，外患漸深，至于今日，危迫極已。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都，毀圓明園，文宗出走，崩于熱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鮮，屬地漸失。各海口亦為列強所據，德占膠州，俄占旅順大連，英占威海九龍，法占廣灣……”而就在李鴻章死時，因為允許外國在中國駐軍和幾近天文數字的賠款而成為“將來無數困難問題發生之源”的《辛丑條約》剛剛簽訂，外國聯軍仍在整個朝廷逃亡在外的情況下占領著大清國的都城北京。

　　對于風雨飄搖中的大清國來說，洋人的氣焰永遠是一個巨大的威脅。而李鴻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夠與洋人周旋的人。李鴻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聲”，大清國猶如“梁傾棟折，驟失倚侍”。

　　洋務重臣

　　還在與太平軍作戰的時候，李鴻章就顯露出他與大清國所有官員的不同之處：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國內的經濟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他組建的淮軍需要銀兩購買武器。當淮軍在兩岸布滿太平軍營壘的水道上成功地進行了大穿越進至上海，從而一舉掃平了長江下游的太平軍后，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大清國憑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給了洋人？

　　創辦近代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觀念的更新。李鴻章曾寫有一份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奏折，無異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于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拔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

　　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里，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后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能夠如此細致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

　　大清中葉以后，由于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招商局輪船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后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大清國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沖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只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之后，由大清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制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

　　李鴻章為大清國國計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業，令他身后的國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對中國近代化產生了至關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的中堅。但是，李鴻章一生所從事的另一種“洋務”，卻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眾多的痛罵，因為根據國人一向的認知，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與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盡心力的努力無不是在把國家的領土、財富和臣民出賣給洋人，這位大清重臣的罪責深重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大清國沒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統統歸于“洋務”。洋務運動的首領李鴻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大清國當然的“外交家”。李鴻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讓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國有一個“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讓中國人在上一個世紀之交那段悲傷的日子里終于揪出了一個“罪魁禍首”————李鴻章讓國人因為遭受屈辱而積淀的憤恨在怒斥他的過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鴻章的外交能力，是通過中英《煙臺條約》的談判。其時，英國人的軍艦開入煙臺，日本軍隊開始向朝鮮武裝挑釁，以對大清國構成戰爭威脅。皇親醇親王主張與英國人決裂開戰，而李鴻章的思路是：大清國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貫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動輒開戰，戰則必敗，敗則議和，和則割地賠款。1876年9月，《煙臺條約》簽訂。覬覦更多在華利益的英國人事后說：“這個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實用，毫無意義，是一堆冗言贅語而已。”盡管洋人說，面對強大的威脅，李鴻章依然能談出一個明顯存有抵抗態度的條約，是一件“值得驚詫”的外交事件，但從煙臺回到直隸總督府的李鴻章還是因為賠款和開放口岸而背上了賣國的罪名。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是李鴻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軍費絀，設備多不完，惟鴻章知之深。朝野皆不習外事，謂日本國小不足平，故全國主戰，獨鴻章深知其強盛，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可恃，故寧忍詬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到1895年2月17日16時，日本聯合艦隊在風雪交加中開進威海衛，浩浩大清國敗于一個彈丸小國的事實，令自認為是“天朝中心”的國人舉國愕然。朝廷顧不得“天國顏面”，再令李鴻章去日本議和。

　　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被一名刺客擊中，子彈卡在他左眼下的骨頭縫里，沒有醫生敢在這個位置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而面對日本人割讓遼東、臺灣、澎湖，賠款軍費3億兩白銀的“要價”，朝廷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均是模棱兩可的“著鴻章酌量辦理”。傷痛和心痛折磨著李鴻章。如果采取強硬的態度和立場，只能導致中日戰爭繼續擴大。以大清國實際的軍力狀況而言，戰爭的結果只能是中國的東北被全面占領；而如果答應日本人的條件，大清國主權和財產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兩害取其輕，這是面對殘局的李鴻章的選擇。

　　1895年4月，帶著《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的繃帶回國的李鴻章，發現他成了舉國的“公敵”：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民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更有人公開聲明要不惜一切殺掉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

　　每一次在國家面臨危機時出來收拾殘局的李鴻章，被國人目為賣國者，只有全體軍機大臣在上奏給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說過的“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曾令李鴻章老淚縱橫。

　　振聾發聵之聲

　　因為簽訂《馬關條約》而被免去顯赫職務的李鴻章，賦閑在京城賢良寺。

　　1896年，俄國沙皇加冕，各國派員祝賀，俄國人特別提到了代表的級別問題，朝廷只有派李鴻章去。因為洋人們說，對于19世紀的中國，他們只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鴻章以在馬關被刺為由一再推辭，而朝廷就一再堅決不準，當李鴻章認為確實到了“眾望所歸”的時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愛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萬程當赴”。

　　李鴻章的俄國之行還有一個重要行動，即與俄國結盟。

　　“聯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國朝廷中的主流認識，以兩江總督劉坤一說得最為明確：威脅大清國的國家以日本為最，日本企圖占領東北的野心積蓄已久，而俄國因為與大清國東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并稍予便宜，俄必樂從我”。

　　在插滿了大清黃龍旗的彼得堡，李鴻章開始與俄國人商談《中俄密約》。《中俄密約》的要點是：中俄兩國針對日本的軍事威脅結成互相援助的軍事聯盟；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鋪設鐵路與俄國橫穿西伯利亞的遠東鐵路接軌。

　　這一次，李鴻章沒能意識到一個具有近代常識的問題：鐵路的延伸正是擴張領土的主要手段。至于當大清國受到日本威脅的時候，鐵路能夠便于軍事援助這一點，李鴻章和大清國的官員都沒想到，如果俄國人想侵入并占領中國的東北，這條鐵路同樣會給俄國人提供軍事運輸的便利。更何況在中國境內修建鐵路，一旦“路權”模糊不清，俄國人就會有理由在鐵路沿線派駐武裝。后來的歷史證明這就是對中國東北安全構成巨大威脅的“中東鐵路警察隊”。關于后者，李鴻章想到了，于是他堅決反對俄國以官方的名義投資鐵路，而堅持用私人投資的方式。李鴻章以為這樣就可以將鐵路的修建變成商業行為。

　　離開俄國，李鴻章開始了他的歐美之行。在英國，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議院旁聽了議員們的辯論，李鴻章覺得那簡直是一窩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國要員的出現引起了英國人極大的關注。一位英國人這樣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歲的李鴻章：

　　他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異鄉人。他藍色的長袍光彩奪目，步伐和舉止端莊，向看他的每個人投以感激的優雅的微笑。從容貌看來，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會認為李鴻章難以接近，這不是因為他給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給人以威嚴的感覺，像是某種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對苦苦掙扎的蕓蕓眾生的優越感。

　　令李鴻章感興趣的是英國的海軍和陸軍。他還參加了匯豐銀行的招待會，在英國商人們表示要到中國去開拓市場的時候，李鴻章的開明思想令他說出了：“實具同心。”

　　當李鴻章乘坐的客輪到達紐約港時，美國海軍最強大的艦隊依次列陣港灣，鳴炮致敬以歡迎大清國的重臣。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報道說，當客輪駛往美國的途中，李鴻章在船上對每一位他見到的美國人都問這樣的三個問題：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掙多少錢？你住得離紐約近嗎？

　　《紐約時報》記者接著報道說：“沒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問過這三個問題。”

　　而對美國記者關于“美國資本在中國投資出路”的回題，李鴻章的回答是：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必須邀請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自主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于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這不可謂不前瞻。

　　美國記者的另一個問題是：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的回答是：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么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為了抗議美國的排華法案，李鴻章甚至寧愿選擇經加拿大而非美國西部回國。李說：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于商品也適用于勞動力。(引自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

　　結束訪美之后，李鴻章搭乘美輪回國。到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李鴻章當年離開馬關的時候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現在又有了《中俄密約》，讓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氣了。換船必須先上碼頭，但是為了不讓自己的精神和肉體與日本國土發生一絲關系，李鴻章無論如何也不上岸。侍從們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之間搭起一塊跳板，冒著掉到海里的危險將他扶上船。

　　李鴻章以為《中俄密約》可保大清國20年無事。然而僅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國都城第一道城門東便門的正是俄國人！緊接著，曾經告訴李鴻章自己的國土大得用不完、沒有侵占別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國人開始脅迫大清政府將“東三省永遠歸俄國所有”。這時候，李鴻章終于明白：大清國自與洋人來往以來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無知。

　　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種意義上講，大清國已經沒有絕對封閉的國防。西方勢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蝕著中國，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侵占中國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國生事，多國構煽”，列強的“友好”和“野心”從來都是攙雜在一起的，大清國對此必須保持警惕。世界發展至今日，一國已不可能關閉國門而安然生存。大清國如果打開國門參與世界商品經濟的往來，不但可以富強自己，而且因為貿易是雙邊的，等于也就制約了別人，這樣的制約甚至強過武力，整個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國”。持有這樣的認識，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國可謂鳳毛麟角，即使是在當代中國也可屬振聾發聵之聲。

　　最后一次出場

　　1900年6月，外國聯軍攻陷了中國北方的海岸門戶大沽炮臺，3天之后，京城門戶天津陷落，以保護使館為名登陸的聯軍向通州進發，而通州距大清國的都城北京僅20公里。21日，大清國宣布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然后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而李鴻章深知國家憂患日深，軍力積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輕于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李鴻章給朝廷發去一封電報————大清國兩廣總督對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這也許是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它標志著在封建帝國內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大清國南方日益活躍的商品貿易和經濟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官員們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模式，這種影響雖可能如風蝕巖石般緩慢但卻是不可逆轉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等在獲悉了李鴻章的電文后，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大清國的南方也發生了動亂，那么亂了敵人的同時肯定也要亂了自己。雖然在以后很長時期內這些人無不被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禍中究竟是他們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定。

　　“以卵敵石，豈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國都城淪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慘事件發生之前，朝廷的電報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正在攻打這個國家的洋人議和。朝廷為此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每當滿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惟一必須啟用的人就是李鴻章。”1900年7月17日，當77歲的李鴻章在廣州登船準備北上的時候，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么辦法可以讓國家少受些損失，李鴻章感嘆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鐘，鐘不鳴，和尚亦死矣！”李鴻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這樣悲傷的心境中開始了他與洋人噩夢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他去了他曾經執政達20多年的直隸總督府，在滿目瘡痍的天津城中，總督府已是一片廢墟。10月11日，李鴻章到達北京。外國聯軍宣布除了“兩個小院落仍屬于清國政府管轄”之外，整個京城由各國軍隊分區占領。那兩個小院落一個是李鴻章居住的賢良寺，一個是參加與聯軍議和談判的慶親王的府邸。

　　11月初，聯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扎衛兵；拆毀大沽炮臺；天津至大沽間駐扎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家主權的“原則”，令李鴻章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他終于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結束大清國的厄運。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天天盼著李鴻章的“好”消息———“望電報如饑渴”，雖然大清國于1900年夏天發生的巨禍是由慈禧一手釀成，但李鴻章必須在聯軍的追究面前維護住慈禧的權力，他只有日復一日地“竭力磋磨”————“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由李鴻章陳詞；所奏朝廷折電，概出李鴻章之手。”李鴻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會英、德公使后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氣了，占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于出籠。

　　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他表示如果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果只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聯軍在京城屯兵數萬，有隨時擴大戰爭的能力；在這種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并不能扭轉危難。

　　而因為“議和大綱”既沒有將慈禧列為禍首，又沒有讓她交出權力，于是朝廷給李鴻章回電：“敬念宗廟社稷，關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大清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即刻指責道：“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經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束談判，而談判結束的直接標志是聯軍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議和大綱”簽字后，聯軍并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必須親眼看到懲辦禍首。

　　關于懲辦問題的談判耗盡了李鴻章最后的氣力，他無法接受皇親們在菜市口被洋人斬首，最終還是頂住了聯軍要求對皇親“正法”的壓力。

　　接下來是賠款問題的談判，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不愿為大清國的幾兩銀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鴻章沒忘給張之洞傳話，說是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賠款問題全部是由下級官員談的，結果是大清國賠款4億5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列強們說，4億5千萬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朝廷的回電是：“應準照辦。”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難以想象就要離世的李鴻章在寫下“必多一次吃虧”這幾個字時會是什么心情。他畢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愿望此時說出來實在是一種前途渺茫下的傷心無奈。

　　遠在逃亡地的慈禧復電李鴻章，言他“為國宣勞，憂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榮膺懋賞”。

　　但是，李鴻章沒有等到“榮膺懋賞”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這位大清重臣已處在油盡燈枯之際，他“久經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頭逼迫他簽字的俄國公使走了之后，身邊的人大哭：“還有話要對中堂說，不能就這么走了！”李鴻章的眼睛又睜開了，身邊的人對他說：“俄國人說了，中堂走了以后，絕不與中國為難！還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鴻章兩目炯炯不瞑，張著口似乎想說什么。身邊的人再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李鴻章“目乃瞑”，享年78歲。

　　幾種評論

　　李鴻章死后兩個月，梁啟超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只是，該怎樣評價100年前這位不同尋常的大清重臣，中國人一向的定論與百年以來的世界輿論截然不同。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難的事情。

　　李鴻章(1823—1901)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