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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葦町

　　編者按

　　本文是著名經濟學家、紅旗出版社社務委員黃葦町根據7月13日他在中央黨校講課的部分內容整理而成。

　　1991年8月24日，蘇共被迫宣布解散。蘇共亡黨的原因很多，但誠如作者所言：“蘇聯共產黨不僅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搞垮，還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拋棄。而這后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作者運用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理論，從一個側面，再次簡要地回顧、審視了蘇共覆亡的歷史，證明了“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的真理。

　　認真汲取蘇共丟失政權、宣布解散的沉痛教訓，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江澤民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關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闡釋的理解，堅定對“三個代表”是我們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認識。

　　正文：

　　不久前，我們隆重、熱烈地歡慶了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可對于北方鄰邦的共產黨人來說，此時此刻，他們的感情卻是復雜的。因為相隔不到兩個月的8月24日，就是蘇共亡黨(宣布解散)10周年的祭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大執政黨的歷史命運如此天差地別，不能不讓人感慨和深思。

　　對蘇共亡黨的原因，我國理論界已談得很多，如帝國主義的顛覆破壞和和平演變活動；蘇共長期拒絕改革開放，堅持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導致的經濟停滯和落后；還有后來推行錯誤的改革路線，背棄馬克思主義原則，削弱黨的領導等等。但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實，人們談得相對較少，即蘇聯共產黨不僅被國內外的反共勢力搞垮，還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拋棄。而這后一點，是導致蘇共亡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觸目驚心的反差：輝煌與凄涼

　　作為蘇共掘墓人的葉利欽，1989年3月是以89•44%的壓倒多數選票，也就是說，他是在選區絕大多數老百姓的擁護下，擊敗了蘇共的正式候選人，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黨后，又以壓倒優勢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

　　1991年的“8•19”事件是蘇共挽狂瀾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災難深淵的最后嘗試”，可惜，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蘇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萬蘇共黨員的積極響應，軍隊也拒絕執行命令，甚至發生倒戈。

　　事變失敗后，蘇聯解體，蘇共解散，其財產被沒收……令人震驚的是，查封者不僅沒有遇到任何有組織的反抗，在有關的歷史檔案中，也沒有發現當時哪里有工人、職員、蘇共黨員們自發地集合起來，去保衛自己的區委、市委和州委，或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的記載。

　　《蘇維埃俄羅斯報》的政論家謝爾蓋曾寫道：“由于種種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羅斯工人群眾之間，醞釀了一種信念，認為摧毀蘇維埃制度并放棄與蘇共的團結一致將對人們有利。人們為什么會這么想？————這是一個千古之謎。目前沒有誰給這個謎作了明確的解釋。”謝爾蓋不解地說，“看來……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現在卻像盲人一樣，蹣跚地走向深淵。”

　　是這個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嗎？不是，就在同一世紀的初年，群眾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卷走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時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產黨曾驕傲地贏得了兩個壓倒多數：一個是人民用選票把60%的蘇維埃代表席位交給了布爾什維克，另一個是在反動統治的支柱————舊軍隊中，布爾什維克黨也贏得了絕大多數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擁護布爾什維克黨，于是臨時政府就到了眾叛親離的末日。據說，當時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隊伍就可以攻占起義的大本營斯莫爾尼宮。然而，臨時政府連這樣一支軍隊也派不出來。我們在《列寧在十月》這部歷史巨片中看到的場景，是歷史的真實記錄：當起義隊伍像潮水一般地涌進冬宮大門時，只有為數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擋車式的無效抵抗。

　　還有中國觀眾熟悉的《列寧在一九一八》，也真實地再現了黨的領袖同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關系：列寧遇刺后，發瘋的人群幾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饑挨餓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著列寧病情公告……這些過目難忘的畫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黯然離去時人們所表現出的驚人冷漠，反差多么鮮明！

　　蘇共創業時的輝煌和謝幕時的凄涼，其原因，必須從她和人民群眾的關系變化中去尋找。

　　斯大林時代“人民公仆”的蛻變

　　曾有人說，布爾什維克是靠三個口號上臺的：和平、土地、面包。這三個口號加在一起，反映了參加二月革命的工農兵群眾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卻以所謂國家利益來拒絕下層人民的“狹隘利益”，于是，群眾紛紛轉到了布爾什維克一邊。正是靠著這種支持和信任，蘇共所執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權才能在國內反革命勢力和14國武裝干涉的圍剿中站穩腳跟、鞏固陣地、發展壯大。也正是靠著這種支持和信任，蘇共才能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封鎖中獨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且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達到西方國家用了整整一個時代才實現的工業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在危急形勢下也有過一些失誤，如無償征集余糧引起農民暴動，肅反擴大化傷害了知識階層，還有在白軍逼近時槍決沙皇全家損害了紅色政權形象……但作為心底無私、襟懷坦白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一旦發現錯誤，就堅決糾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經濟政策取代軍事共產主義，為蘇俄經濟的復興奠定了基礎。列寧還十分注意發揮黨員的模范作用和防止執政黨脫離群眾。1919年，在給動員上前線的共產黨員的手冊中有這樣一句在俄羅斯大地上廣泛流傳的話：“共產黨員的稱號要擔負很多義務，但是只給他一項特權————最先為革命而戰。”1922年召開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特別作出規定，要求對黨的干部“個人發財企圖必須無情地加以制止”，絕不允許把入黨看作向人民謀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為蘇聯的發展特別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完整地貫徹列寧的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勢下的臨時性措施固定下來，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極端。

　　比如，革命勝利后列寧從盡快接管地方政權考慮，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卻把委任制作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變相任命制，不僅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且，由于被選拔的干部只需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必然使人們逐漸失去共產黨掌權之初的那種“主人翁”感。

　　再如，列寧強調黨的思想統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斯大林則把“思想統一”引申到不允許黨員對黨的具體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蘇共領導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改革計劃工作，使國民經濟平衡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農村也出現要求把核算單位從生產隊下放到作業組，并自負盈虧，使個人勞動和物質利益掛鉤的提議。這些都是當時蘇共從事經濟工作和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產發展要求的正確意見，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確意見未被采納，而提出意見的蘇共干部，還因此獲罪。

　　還有，受當時環境的限制，列寧不能不較多強調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這是必要的，但也帶來隱患。列寧在晚年，已經有所察覺，他逝世前講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防止“人民公仆”蛻變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強對黨和國家權力的監督。而斯大林卻由權力高度集中，走向個人專斷和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就嚴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氣，損害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特別是在隨之而來的“大清洗”中，錯整了蘇聯各民族大批的優秀兒女。這期間共有多少人被害，現在還不得而知，總之數字十分驚人。這不僅給蘇聯的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很大危害，并產生了社會上、道義上和心理上的嚴重后果。蘇共在當時還使用了殘酷的體罰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親友，造成無數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會氣氛……后來的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不能說與“大清洗”的后遺癥無關。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過不斷渲染這段歷史來嚇唬老百姓，利用人們對回到“斯大林專制時代”的擔心，和今天的俄共爭奪選民。

　　可以這樣講，蘇共黨群關系的巨大裂痕，正是從斯大林時代開始的。

　　特權、腐敗使蘇共漸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蘇共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經濟體制上，并沒有脫離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因此，盡管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使蘇聯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有了重大的改善和進步，但領導集團脫離群眾的傾向不但未得到糾正，而且有所發展。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平均主義當做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因貢獻大小和責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別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傳著一個動人的故事：糧食人民委員(相當于糧食部部長)瞿魯巴因饑餓而暈倒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在饑荒時期，瞿魯巴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是，他卻沒有從中留下能填飽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糧食。他的崇高品質使在場所有的人無不動容。列寧得知后，親自倡議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食堂”，目的是要把這作為在饑荒年代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的必要措施。這種做法，人民群眾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后，“療養食堂”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這類待遇還只限于少數高級領導人范圍，差別也不懸殊，還屬于比較正常的情況。但后來隨著黨政機關的不斷擴大，配給面越來越寬，標準也越來越高。當高層和中層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相比享有越來越多的各種福利時，“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也必然隨之強化，搞到后來，蘇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蛻變為特權，并向社會其他階層保密，這就意味著黨和國家的管理機關，開始把自己和人民隔離開來了。

　　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穩定”干部上。一個是穩定權力，不斷頒布各種條例、規定。這些條例、規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無關，而是為了使官僚階層日益膨脹的利益要求，進一步固定化、規范化、制度化，使他們感恩戴德，成為當時領導集團的堅定擁護者。另一個就是穩定隊伍，盡量提拔一些親信，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別人再用當年趕赫魯曉夫下臺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干部”的領袖在臺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上下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具有特殊利益、卻與群眾越來越疏遠的“共同體”。

　　在這種情況下腐敗必然盛行，而反腐敗斗爭卻很難開展下去。例如烏茲別克老百姓給蘇共中央寫了大量的信，反映種種營私舞弊和違法亂紀問題。這些信都轉到了烏茲別克共和國黨中央，要求進行調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說查無實據，或是說已作了處理。然而，人們還是不斷地往莫斯科寫信，反映他們遭到了打擊報復。1980年至1983年這短短4年時間里，蘇共中央收到來自烏茲別克的這種信件，就有幾萬封。

　　提拔親信和保官的組織路線，導致大批庸人進入和滯留在領導層，造成黨的總體決策能力下降；而脫離人民，無視群眾利益，則進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確判斷的基礎。和美國搞軍備競賽，用核導彈代替黃油，必然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眾不滿。特別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打了整整10年，蘇軍年輕士兵死傷人數高達3萬人，千萬個失去了兒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難歸咎于當時的政權。

　　理論與實踐脫節的惡果

　　另外還有一個不能不談到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出現理論和實踐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遠遠低于其他社會制度。

　　就拿平等問題來說，資本主義國家盡管也講“主權在民”，但在經濟生活中，資本主義公開宣布的卻是股同權同的金錢平等，小股東和大股東之間、老板和雇員之間，是沒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蘇聯，人們從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國家，沒有剝削和壓迫，蘇維埃國家公民人人平等，蘇維埃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們對于社會平等的訴求就更強烈，對官僚特權階層的出現和腐敗行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蘇共領導層一邊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邊卻由“公仆”們隨意作出損害人民利益的決定。一邊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們接觸西方社會；一邊又把從特供商店低價購買進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學，作為自己的特權。這必然增強蘇聯群眾的逆反心理，以至認為其所有的說教都是虛偽的，搞到后來，甚至危及到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根本信仰。黨的領導人也因此威信掃地，成為民眾嘲諷、唾棄的對象。所以，沒有什么比這種言行不一，比這種對自己和對人民的雙重標準，使領導層更失去群眾信任的了。

　　在這種情況下，以“敢于抨擊特權”、呼吁“堅持社會公正原則”而聞名的葉利欽，自然成了眾望所歸的“反腐敗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反而為他戴上了殉難者的金色光環，大大提高了他在群眾中的號召力。后來他能以壓倒多數當選蘇聯人民代表和俄羅斯總統，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樣多的莫斯科人站出來保衛“白宮”，就是因為他們認定，蘇共領導集團急欲除掉的葉利欽，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

　　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建立起來的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隨著群眾各種不滿的積累，蘇聯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由親到疏，由熱到冷，出現越來越大的裂痕。盡管人心的流失和渙散在一定時期內還是無形的，還處于潛伏狀態，或者說領導層雖然有些了解但不認為有多大危險，但實際上，危險已在節日游行時滿街漂亮的標語口號和歡呼聲的背后潛滋暗長著。當這種黨和人民“堅不可摧的團結”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軀殼，而內部卻已銹蝕斑斑時，一遇“地震”，大廈便會轟然倒塌。這在某些東歐國家的劇變————前蘇聯劇變的預演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其中最血腥的場景之一，便是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而當時的羅馬尼亞共產黨是東歐人數比例最高的共產黨之一，全國每6人中就有1個共產黨員。

　　一位曾作為中共代表團團員參加過羅共最后一次黨代會的老同志告訴我，齊奧塞斯庫在全會上作報告時，被全體起立的代表們雷鳴般的掌聲打斷達數十次之多。面對這種眾志成城的激動人心的場景，誰能想到那么快就會禍起蕭墻？誰能想得到，當他們夫婦逃亡時，竟沒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親、作風腐敗和好大喜功，造成嚴重脫離群眾。每年高達39%的積累率，使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潛伏著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劇變一旦發生，人心向背頓時顯現，羅共組織也頃刻瓦解。

　　小平同志說過，“東歐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蘇共也是同樣。中央黨校蘇共史專家王長江同志曾對我談起過一組數字，蘇聯解體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當時的蘇聯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蘇聯人民并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乃至普通黨員自然不會再有當年保衛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祖國那種政治熱情和奮不顧身的精神了，對蘇共的垮臺冷眼旁觀，甚至出現在她的對立營壘中，都是不奇怪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蘇聯黨群關系的首先解體，才導致了蘇共和蘇聯解體的悲劇。

　　我們為什么沒有重蹈蘇東覆轍？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也出現過黨群關系的嚴重危機，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無盡無休的階級斗爭，使人和人的關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溫暖，不僅大批好人受到嚴重的精神摧殘，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連。十年“文革”，造成百業凋零，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農民在多次被“割資本主義尾巴”之后，接近赤貧的境地；城市職工在很低的消費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間房子里，新婚夫婦被迫分居男女宿舍。人們也在發問：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然而在廣播里、報紙上仍然是“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被強奸的民意由不滿走向憤怒，終于在1976年清明節爆發。正是這種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幫”的覆滅。

　　但是，為什么中國的這種爆炸性沖突，沒有像前蘇聯、前東歐國家那樣迫使中國共產黨下臺，也沒有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

　　這同樣既要從歷史的大背景，也要從我們黨和人民的關系去考察。

　　應該說，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等我國無數民主先驅者終生奮斗的目標，但這些努力無一例外地都失敗了。人們向往的西方大國竟公然支持中國的封建軍閥來扼殺資產階級革命。中國愛國者是在屢屢碰壁后才發現，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資本主義道路想走也走不通。

　　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是其他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不能相比的。

　　一、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一起進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裝斗爭。這還不包括大革命失敗前以共產黨人為骨干的東征戰爭和北伐戰爭，也不包括建國后的抗美援朝戰爭。歷時之久，規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見的。僅大革命失敗后的一年時間里，全國就有30多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并沒有被反革命的屠殺所嚇倒，許多共產黨員和紅軍戰士，是他們用身家性命掩護下來的；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和革命將領的遺孤，是他們撫養成人的。黨和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感情是無法分離的。

　　二、共產黨員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戰斗在前，犧牲在前，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已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1937年抗戰開始時，全國還有4萬黨員，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期間犧牲和失蹤的共產黨員，已10倍于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全國解放前夕黨員發展到了300萬，但僅全國有名可查的共產黨員烈士就有370萬人。這就是說，絕大多數共產黨員沒有等到五星紅旗升起的一天。

　　三、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會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共產黨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新社會，什么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務員。還有人民軍隊、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銀行……盡管他們有缺點，但他們與舊社會的那些貪官污吏相比無疑讓人耳目一新。而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也作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一直保持了下來。

　　四、“文化大革命”時期盡管我們黨犯了嚴重錯誤，但人民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黨的看法。他們認為“四人幫”一伙不能代表黨，黨的絕大多數領導人，仍然是經受過戰火考驗的深受人民愛戴的革命家。人民也親眼看到了我們黨在撥亂反正時所表現出的巨大勇氣和無私態度。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錯劃右派、經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對黨也沒有任何怨艾，而是重新煥發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機會。

　　五、最重要的是，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選擇和堅持了一條實行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道路，使中國出現了空前的大發展，并使人民群眾不斷從中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進一步增進了人民對黨的擁護和信任。

　　這就是中國為什么沒有走前蘇聯東歐道路的基本答案。

　　“三個代表”思想的深層含義之一

　　因此，我們黨的堅不可摧，就在于和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系，就在于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對黨的這一生命線的認識，是滲透在他們的血液和靈魂中的。陳毅元帥曾寫過一首著名的詩叫《手莫伸》。他是功高德重的開國元勛，但詩中沒有任何“豪言壯語”。他承認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種種弱點自己也都有：“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岳。豈不愛粉黛，愛河飲盡猶饑渴。豈不愛推戴，頌歌盈耳神仙樂。”他不否認權力、地位、美色、贊頌都有誘惑力，但他的結論也絕不含糊，那就是“若無人民豈能活？”“來自人民莫作惡”。這正是他不被十里洋場的金錢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權勢邪惡所壓倒的高風亮節的精神支柱。

　　記得有位老一輩領導人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會忘記群眾的，有人忘了也會想起來；但是，以后的人就難說了，他們忘記了群眾，也不容易想起來。今天重溫這段話，的確是語重心長的。

　　如今，黨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及黨員、干部隊伍的構成情況，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黨員、干部隊伍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精髓的理解和運用，對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學習和掌握，以及他們的眼界和開拓進取創新的精神，都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正是這樣一支向“四化”邁進的黨員干部隊伍，在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帶領群眾艱苦奮戰，使近20年成為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時期，從沒有任何政黨能如此造福于中國人民，這是我們時代的主流，也是獲得舉世公認的事實。

　　而另一方面，長期的執政地位和物質條件的改善，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那就是“鐵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沒有了危機感、威脅感，也沒有了脫離群眾的危險感；“太平盛世二十年”，經濟的長期繁榮，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先富階層消費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樂、拜金主義的傾向在增長，干部隊伍良莠不齊的情況也更突出。有的干部對黨的傳統本來就知之不多，膽子卻很大，跑官要官的方法更歪門邪道，群眾觀念卻越來越淡薄，甚至個別出身貧苦的高級領導干部也忘了自己來自人民。如胡長清從小放牛、砍柴、種田；而成克杰14歲時還不會說漢語。作為從窮苦鄉村走出來的農家子弟，到走上重要的領導崗位，他們最不應該忘記父老鄉親對自己的囑托和期望，但卻沒有經受住改革開放的考驗，墮落為人民的罪人。

　　蘇共的歷史悲劇告訴我們，困難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不久前，江澤民同志在談到20世紀90年代一些長期執政的黨喪失政權的教訓時做了一個十分精辟的總結：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今天，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對我們黨是信任和擁護的。但是，如果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繼續蔓延，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群眾和領導者離心離德。發展下去，亡黨亡國的危險也同樣存在。

　　如今，建國已經五十多年了，親眼目睹過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多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而今天中國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對比的經歷。他們更多的是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而不是通過歷史課本，來認識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干部。要說對比，他們更會用自己身邊那些黨員領導干部的言和行來進行對比，看誰說的是真話，誰說的是假話；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樣子。同經歷過舊社會苦難的前輩們相比，他們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訴求更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所接觸的黨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所作所為，會直接影響他們對我們黨和我們這個社會制度的看法。

　　同樣，建黨已經80年了，經歷過革命戰火考驗的一代絕大多數都退出了政治舞臺。如果說，人們對過去的領導者還有一種“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觀念上的認可，那么現在的領導者則已不可能再靠這些了。

　　那么人民憑什么繼續信賴我們呢？

　　只能靠一點，就是實踐證明，我們黨仍然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的忠實代表者，而且，這種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黨或組織不可替代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獲得群眾的衷心擁戴，也才可能帶領廣大群眾完成中國新世紀的偉大進軍。

　　這也是江澤民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用最大的篇幅闡述“三個代表”思想的一個深層含義所在。(轉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