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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維諾寓言作品選 2001年2月26日 16:44 毛尖 譯 這五則寓言選自卡爾維諾的寓言集《黑暗中的數字》，是他年輕時候的作品，從未在國內發表過，卡爾維諾稱它們為“小故事＂。他在1943年偶爾寫在一張紙上的隨想大概可以解釋他寫這些寓言的動機：“當一個人感到壓抑時，他寫寓言；當一個人不能清晰地表述思想時，他寫寓言，且藉寓言以表達。這些小故事是關于一個年輕人，在法西斯的死亡陣痛里，經歷的政治和社會命運。” 卡爾維諾(1923—1985)出生于古巴，在意大利長大，十幾歲就拿起筆開始寫寓言、詩歌和戲劇。舞臺和電影院是他最初的家園。有一天，他給朋友斯卡法里的信中說：“我轉而寫小說了。＂從那天開始，他一發不可收地寫下了《蜂巢小徑》、《樹上的男爵》、《困難的愛》、《阿當，一個下午》、《馬科爾瓦多》、《寒冬夜行人》、《隱形的城市》、《帕洛馬先生》、《守門人和其他》等，成為意大利當代最富特色的作家，其每一部作品都呈現不同面貌，尤其是幻想小說和神話寓言，想象力極豐富，令人驚訝。1988年英國韋伯列德文學獎得主羅什第說：“當意大利爆炸，當英國焚燒，當世界末日來臨，我想不出有比卡爾維諾更好的作家在身邊。”這是對卡爾維諾至高無上的贊譽。 黑羊 從前有個國家，里面人人是賊。 一到傍晚，他們手持萬能鑰匙和遮光燈籠出門，走到鄰居家里行竊。破曉時分，他們提著偷來的東西回到家里，總能發現自己家也失竊了。 他們就這樣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沒有不幸的人，因為每個人都從別人家里偷東西，別人又再從別人家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個人去第一個竊賊家行竊。該國貿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買方和賣方的雙向欺騙。該國政府也是個向臣民行竊的犯罪機構，而臣民也僅對欺騙政府感興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穩，沒有富人和窮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沒人知道———總之是有個誠實人到了該國定居。到了晚上，他沒有攜袋提燈出門去偷，而是呆在家里抽煙讀小說。 賊來了，見燈亮著，就沒有進去。 這樣持續了有一段時間。該國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縱使他想什么都不干地過日子，可他沒有理由妨礙別人干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這就意味著有一戶人家第二天沒了口糧。 誠實人感到他無力反抗這樣的邏輯。從此他也像他們一樣，晚上出門，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竊。他是誠實的。對此，你是無能為力的。他走到遠處的橋上，看河水打橋下流過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會發現家里失竊了。 不到一個星期，誠實人就發現自己已經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沒有任何東西可吃。但這算不了什么，因為那是他自己的錯。不，總之是他的行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為他讓別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卻不從別人家那兒偷任何東西。這樣總有人在黎明回家時，發現家里沒被動過————那本該是由誠實人進去行竊的。 不久以后，那些沒有被偷過的人家發現他們比別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竊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誠實人家里去行竊的人，總發現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們就變窮了。 同時，富起來的那些人和誠實人一樣，養成了晚上去橋上的習慣，他們也看河水打橋下流過的情形。這樣，事態就更混亂了。因為這意味著更多的人在變富，也有更多的人在變窮。 現在，那些富人發現，如果他們天天去橋上，他們很快也會變窮的。他們就想：“我們雇那些窮的去替我們行竊吧。”他們簽下合同，敲定了工資和如何分成。自然，他們依然是賊，依然相互欺騙。但形勢表明，富人是越來越富，窮人是越來越窮。 有些人富裕得已經根本無須親自行竊或雇人行竊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們停止行竊的話，他們就會變窮，因為窮人會偷他們。因此他們又雇了窮人中的最窮者來幫助他們看守財富，以免遭窮人行竊，這就意味著要建立警察局和監獄。 因此，在那個誠實人出現后沒幾年，人們就不再談什么偷盜或被偷盜了，而只說窮人和富人；但他們個個都還是賊。 惟一誠實的只有那個誠實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餓死的。 良心 來了一場戰爭，一個叫呂基的小伙子去問他是否能作為一個志愿者參戰。 人人都對他贊揚有加。 呂基走到他們發步槍的地方，領了一把槍說：“現在我要出發了，去殺一個叫阿爾伯托的家伙。” 他們問他阿爾伯托是誰。 “一個敵人。”他回答，“我的一個敵人。” 他們跟他解釋說他應該去殺某一類敵人，而不是他自己隨便想殺誰就殺誰。 “怎么？”呂基說：“你們以為我是笨蛋嗎？這個阿爾伯托正是那類敵人，是他們中的一個。當我聽說你們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這樣我就能逮住阿爾伯托了。這就是我來這兒的原因。我了解這個阿爾伯托，他是個惡棍。他背叛了我。幾乎沒個由頭，他讓我在一個女人那兒成了小丑。這是舊話了。如果你們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個經過跟你們講一下。” 他們說行了，這已經夠了。 “那么，”呂基說，“告訴我阿爾伯托在哪兒，我這就去那兒和他干一場。” 他們說他們不知道。 “不要緊。”呂基說，“我會找到人告訴我。遲早我要逮住他。” 他們說他不能那樣做，他得去他們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打恰好在那里的人。關于阿爾伯托，他們是一無所知。 “你們看，”呂基堅持說：“我真是應該跟你們講一下那件事。因為這個家伙是個真正的惡棍，你們去打他是完全應該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呂基看不出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許我殺這個或那個敵人對你們而言都是一樣的，可是如果我殺了一個與阿爾伯托沒有關系的人，我會難受的。” 其他人不耐煩了。其中一個人頗費了番口舌，跟他解釋戰爭是怎么回事，他為什么不可以認定自己要殺的某人是敵人。 呂基聳了聳肩。“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他說，“你們就別把我算上了。” “你已經來了，你就得干下去。”他們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這樣他們就把他送上戰場了。 呂基悶悶不樂。盡管他可以隨手殺人，但那不過是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爾伯托，或者阿爾伯托的家人。 他每殺一個人，他們就給他一個獎章，但他仍悶悶不樂。“如果我殺不了阿爾伯托，”他想，“那我殺那么一大堆人是一點都不值得的。”他感覺很糟。 同時他們仍在不斷地給他頒發獎章，銀的，金的，各種各樣的。 呂基想：“今天干掉一點，明天干掉一點，他們就會越來越少，最后就會輪到那惡棍了。” 但是就在呂基找到阿爾伯托之前，敵人投降了。他感覺糟透了，自己干掉了那么多的人，卻毫無意義。現在，因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獎章都裝在一個袋子里，去敵國到處轉悠，把獎章分給那些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這樣轉悠的時候，他就遇上了阿爾伯托。 “好，”他說，“遲來總比不來好。”他就把他干掉了。 那樣他就被捕了。他被指控為謀殺并判處絞刑。在審判中，他不停地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自己的良心，但沒人聽他的。 做起來 有這樣一個鎮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 現在，因為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腳貓游戲，所以鎮上的臣民就經常聚在鎮后邊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腳貓游戲。 因為禁令被制訂的時候總有恰當的原因，所以沒有任何人覺得有理由抱怨，也沒人覺得受不了。 幾年過去了。有一天，官員們覺得再沒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這些事了，他們就派了傳令官四處通知人們一切都開禁了。 傳令官來到老百姓喜歡聚集的那些地方。 “聽好了，聽好了，”他們宣布，“所有的都開禁了。”但人們還是玩尖腳貓游戲。 “明白嗎？”傳令官重申，“你們現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們回答。“我們玩尖腳貓。” 那些傳令官一再地提醒他們的臣民，他們又可以回到他們從前曾經從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職業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聽，他們繼續玩尖腳貓，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來喘口氣。 看到他們是白費勁了，那些傳令官就回去稟報上面。 “這很容易，”那些官員們說，“現在我們下令禁止尖腳貓。” 人民就是在那時開始反抗的，殺了部分官員。 然后人民分秒必爭地又回去玩尖腳貓游戲了。 呼喊特麗莎的人 我邁出人行道，朝后退幾步，抬起頭，然后，在街中央，雙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狀，對著這一街區的最高建筑物喊：“特麗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驚嚇，蜷縮在我的兩腳之間。 有人走過。我又喊了一聲：“特麗莎！”那人走近我，問：“你不喊得響一點，她是聽不到的。讓我們一起來喊吧。這樣，數一二三，數到三時我們一起喊。”于是他數：“一，二，三。”然后我們一齊吼：“特麗麗麗莎莎！” 一小撮從電影院或咖啡館里出來的人走過，看見了我們。他們說：“來，我們幫你們一起喊。”他們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第一個人數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齊喊：“特麗麗麗莎莎！” 又有過路人加入我們的行列；一刻鐘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約有20個吧，而且還不時地有新成員加入。 要把我們這么一群人組織起來同時喊可真不容易。總是有人在沒數到“三”之前就喊了，還有人尾音拖得太長，但最后我們卻相當有效地組織起來了。大家達成一致，就是發“特”音時要低而長，發“麗”音時高而長，發“莎”音時低而短。這樣聽上去就很不錯。當有人退出時，不時地會有些小口角。 正當我們漸入佳境時，突然有人————如果是從他的嗓音判斷，他一定是個滿臉雀斑的人————問道：“可是，你確定她在家嗎？” “不能確定。”我說。 “那就太糟了，”另一個說，“你是忘了帶鑰匙，對不對？” “其實，”我說，“我帶著鑰匙。” “那么，”他們問，“你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這兒，”我說，“我住在城市的另一頭。” “那，恕我好奇，”滿臉雀斑的人很小心地問，“那到底是誰住在這兒？”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說。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請你解釋一下，”一個牙齒暴露的聲音問，“你為什么站在這兒的樓下喊‘特麗莎’呢？” “對于我來說，”我說，“我們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換個地方叫喊。這并不重要。” 他們有些惱怒了。 “我希望你沒有耍我們。”那雀斑似的聲音很狐疑地問。 “什么？”我恨恨地說，然后轉向其他人———希望他們能為我的誠意作證。那些人什么也沒說，表明他們沒接受暗示。 接下來有一陣子的尷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說，“我們一起來最后喊一次特麗莎，然后回家。” 這樣我們就又喊了一次。“一二三特麗莎！” 但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們就紛紛回家了，一些人往東，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廣場的時候，我還聽到有聲音在喊：“特———麗———莎！” 一定是還有人留在那兒繼續喊。有些人很頑固。 敵人眼睛 一天早上，彼得羅在路上走著，忽然覺得有什么東西在煩擾他。這種感覺持續了一會兒，不過他也吃不準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見。 他猛地回過頭去：臨近的幾條街上人倒是不少，可他所在的這條街上卻只有大門和圍墻，貼滿破海報的木柵欄。周圍幾乎沒人。彼得羅立即對自己感到很惱怒，向這種回頭的沖動讓步真是愚蠢。因此他決心繼續走，繼續他剛才的思路。 那是個秋天的早晨，有一點兒陽光；雖然不至于讓你歡呼雀躍，卻也不會叫你心弦紛亂。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種不安感還是越來越拽住他，有一陣他覺得這種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遠躲不開的目光，如同某種充滿敵意的東西在慢慢地逼近他。 為了克服自己的緊張，他覺得周圍需要有些人，他便朝一條較繁忙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轉身回頭看，一個騎腳踏車的人經過，一個女人穿過馬路，他仍然看不出周圍的人和事與咬嚙著他的焦慮之間有什么關系。轉身的時候，他的眼睛對上了另一個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時也在轉過頭去。兩個男人都同時迅速地把視線從對方身上移開，似乎彼此都在尋找另外的東西。彼得羅想：“也許那人會以為我在看他。也許我不是惟一的在這個早晨為感覺變得可惡地尖銳所苦惱的人。也許是因為天氣，這日子，讓我們都變得神經兮兮的了。” 他那時是在一條繁忙的街上，因為心里這樣想著，他就開始打量周圍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舉動十分可笑：羞惱般地甩著手，幾乎碰到了臉；眉頭皺成一團，似乎是被突然的憂慮或煩心的記憶襲擊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羅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在電車站，他踢踏著腳的時候注意到，其他等車的人也同樣在踢踏著他們的腳，一邊讀著電車線路告示牌，似乎要在上面尋找沒寫上去的東西。 在電車上，售票員在找錢的時候出了錯，并且發了脾氣。駕駛員向行人和騎車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緊緊地抓住欄桿，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員似的。 彼得羅認出了他的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來，沒看見彼得羅，心神不寧地朝窗外打量著，用一個手指甲摳著臉。 “考拉多！”他沖著他頭上叫了一聲。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沒看見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緊張。”彼得羅說，然后他意識到自己不過是想在別人身上發現和自己同樣的狀態。他說：“我自己今天也相當緊張。” “誰不是呢？”考拉多說，他臉上那種耐心而嘲諷似的微笑讓人愿意聽他講述，并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覺嗎？”彼得羅說：“我覺得就像是有雙眼睛在盯著我看。” “眼睛，你這是什么意思？” “某個我遇到過的人的眼睛，可我記不得了。冷冷的眼睛，敵意的……” “那種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過，你倒千萬不可大意才是。” “是……那眼睛像……” “像是德國人的？”考拉多問。 “對對，像是德國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顯了。”考拉多邊說邊打開了他的報紙，“比如這條新聞……”他指著標題：凱瑟林被特赦……SS重整旗鼓……美國資助新納粹……“不奇怪他們又出現在我們背后了。” “哦，那么……你認為那是……但為什么我們現在才覺得呢？凱瑟林和S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頭了，一年，甚至兩年。可能那時他們還在監獄里，但我們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在那兒，我們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們……” “那眼睛，”考拉多說，“你說你感覺到有眼睛在盯著你。至今為止他們還沒敢怎么盯人：他們眼睛下垂，而我們也不再習慣他們了……他們是過去的敵人，我們恨他們過去所做的，不是現在的他們。不過，現在他們發現了他們過去盯人的……他們八年前盯人的方式……我們是記得的，開始感到他們的眼睛又在盯著我們了……” 在過去，彼得羅和考拉多，他們之間有很多共同的記憶。而且他們，一如從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羅的哥哥死在一個集中營里。彼得羅和他的母親一起生活，在他們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時，他回到家。門照例地嘎嘎響，碎石子在他的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細聽，它們發出的聲音就像是腳步聲。 那個晚上出來的德國人，他現在走在什么地方？可能他現在正穿過一座橋，在運河邊或一排矮房子邊踱步，房子里的燈亮著，在一個滿是煤和碎石的德國————他現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頜的黑外套上，綠帽子，眼鏡，他此刻正盯著，盯著他，彼得羅。 他打開門。“是你！”傳來他母親的聲音。“終于回來了！” “你知道不到這時候我是不會回來的。”彼得羅說。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母親說，“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為什么……那條新聞……那些將軍又接管了……說是他們一直都是對的……” “你也是！”彼得羅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說什么了？他說我們現在都感覺到了那些德國人又在盯著我們了……那就是為什么我們都緊張……”然后他笑了起來，似乎這事只有考拉多一個人這么想。 但是母親的手在他臉上揮了一下。“彼得羅，是不是要打仗了？他們是不是回來了？” “這個，”彼得羅想，“直到昨天，當你聽人談起另一場戰爭的危險性時，你是不會想到這有什么特別的，因為過去的戰爭有它們自己的模樣，而且也沒人知道新戰爭會是什么樣子。但現在我們知道了：戰爭又找回它過去的臉了，還是他們那些臉。” 吃過晚飯，彼得羅出門，外面下著雨。 “彼得羅？”他的母親問。 “什么事？” “這種天氣還出門？” “怎么啦？” “沒什么……別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媽媽。” “好吧……再見……” 他的母親在他身后關上門，停下來聽他在石子路上的腳步聲，門的叮當聲。她站在那兒聽雨的聲音。德國在遙遠的地方，在阿爾卑斯山脈的那一頭。那兒可能也下著雨。凱瑟林驅車經過，他的車濺起了泥漿；把她兒子帶走的SS正要去重整旗鼓，穿著閃亮的黑雨衣，他們老兵的雨衣。當然，在今天晚上去擔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樣明天也不必擔心；甚至這一年都不必擔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長時間不必擔心。即使在戰爭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擔心。但你現在卻早就開始為第二天擔心了。 她一個人，外面是喧鬧的雨聲。穿過這個被雨浸透了的歐洲，過去的敵人的眼睛刺穿了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見他們的眼睛。”她想，“但他們也該看見我們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緊緊地盯住黑暗。(轉自《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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