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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世紀老人近影 2000年11月10日 17:12
獲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外國院士稱號和被國際筆會第47屆大會譽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巴金先生，自20年代初發表作品至去年3月發表最后一篇文章《懷念曹禺》，從事文學創作70余年，他的作品以真誠強烈的感情色彩，觸動了幾代青年人的心，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 上海作協的路正偉介紹說，老人身體十分虛弱，住在醫院里，他的日常起居由護士照料，子女也都盡心盡職，女兒李小林每天上午都要到醫院來看望父親，兒子李小棠也常來看望。現在巴老身體狀況很差，講話也很微弱。 巴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但是特別慈祥，寬容待人，十分尊重別人的勞動，任何人在巴老眼里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他積極地配合治療，和護理人員相處很好，由于老人年紀大，靜脈細，打點滴幾次不能成功，老人忍受著，從沒有任何怨言。無論誰對他的服務，他都記在心里，而且常感到過意不去。有一名曾經在巴老身邊服務的退休職工，離開幾年后回來看望巴老。在一起時他們都是稱呼“老李老王”的，巴老沒記住他的名字，又加上醫生關照謝絕會客，所以護士把來人姓名報上來時，巴老一看不認識，就沒有見。后來當他知道來人曾在他這里值過夜班，后悔了好幾年，說：“我記憶力差了，人家來看我，都沒能記住人家。”他請作協的同志幫助聯系那個人，那人沒找到，他倒把作協幫忙的同志的名字記住了，總是提起。后來路正偉通過公安局找到那人，終于使他們見面了。巴老當面向他致歉。那人后來又帶著他的孫女去看望巴老，女孩還為巴老朗誦了她們的課文中巴老的文章《鳥的天堂》，巴老當場為她簽名送書。 病情稍稍好轉，巴老自己在床上做小幅度的伸展運動。他常看《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喜歡看國際要聞。他喜歡音樂，病房里時常響起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樂。“文革”給老人留下的印象是刻骨銘心的。為了讓人們記住這段歷史的悲劇，巴老曾經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館，但是未被采納。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廣播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時，李小林問他要不要聽，他點點頭，以后就每天晚上堅持聽。他很希望接受外界的信息，護理人員常給他讀書讀報。巴老晚年特別關心希望工程、文化教育事業、慈善事業、下崗人員以及災區的民眾，一遇到國家發生災情，他就要求捐款捐物，家里人也很配合。 巴老十分珍愛書籍，書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晚年他陸續地把書捐給了上海圖書館、檔案館、作協資料室和中國現代文學館，并為上海圖書館題下了“散布生命，散布知識”。巴老始終想著讀者，永遠都不會忘記讀者。他說“是讀者養活了我”。為了對讀者有所奉獻，他頂住疾病，親自給《巴金全集》和《巴金譯文全集》寫跋，并且認真校對清樣。他以歷史的見證人和時代的良心寫出的五卷《隨想錄》被譽為是“一部說真話的大書”。讀者在他心目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他一直勤奮地寫作，一切都是為了讀者，他要把自己的心交給讀者。
詩人臧克家戲稱自己“有口不能講話，有腳不能走路”，只好閉門謝客，安心在家養病。據他的女兒鄭蘇伊介紹，臧老不能參加任何活動；而且由于中氣不足，也不能多說話。別人講話他根本聽不見，只能趴在他耳朵上大聲地說。已病了三年的臧克家依然受著身體的困擾，斑毒、高血壓……由于臧老愛激動，醫生關照不讓他會客，否則一激動血壓就上來了。近日，臧克家又起濕疹，渾身發癢，以致晚上根本無法入睡，每天都要多次擦藥。 臧老每天在房間里活動，以前是每天繞八圈，現在由于身體的狀況，只走一兩圈；他視力不好，耳朵也聽不見，大夫叮囑他不能多用眼，所以他的生活狀況基本上是臥床、看報。臧老每天必看的報紙有《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一般是先看大標題，感興趣的再用放大鏡拿著看。他對國際國內新聞很感興趣，更關心正在進行的奧運會，但他只能是遠遠地坐在電視機前，聽保姆講電視。 從去年開始，臧老在為《人民日報》寫了兩篇文章后就沒再動筆，常常是他口述，家人幫他整理。鄭蘇伊同時是臧老的助手，曾幫他編著過很多書，這一回，母親、哥哥、嫂子也同時參與，全家動員編“全集”。在此之前出版的文集僅有6卷，不能完全涵蓋臧老的創作概況。《臧克家全集》共12卷，包括詩歌、散文、小說、隨筆、書信等，于今年年初開始編輯，計劃明年出版。在編輯的過程中，鄭蘇伊感覺最困難的是信件，篩選、注釋，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整理父親的全集，鄭蘇伊頗多感慨：“我覺得搞文學創作確實不容易。父親是農民出身，從小在農村長大，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反映人民疾苦，人民痛苦他也痛苦，人民快樂他也快樂。父親堅持了70多年，一直是貼近人民，貼近時代，作品內容比較豐富。”
剛剛做完白內障手術，季羨林先生的眼角膜又增厚了。據季老身邊的工作人員介紹，季老除了視力不好，他的身體狀況尚可。目前季老在北京郊區安心專注于學術研究，正主編一套中國佛教史，他自己還主筆其中的一本。季老并不希望別人打擾，打斷他僅有的工作時間。除了非去不可的特殊活動(比如他主編的書要發行，學校安排什么活動)，其他活動很少參加。他喜歡聽二胡，但從不在這上面花費很多時間。他對于時間特別珍惜，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工作、工作。 季老的日常起居很有規律，每天4點半起床，6點鐘用早餐，平時用餐以素食為主。午覺醒來后接待客人，累了就寫點散文調劑一下。這樣一個惜時如命的老學者，對于年輕人卻有求必應。北大200多個青年社團，時而學海社，時而吠陀社，不斷地邀請他參加一個個研討會、座談會，季先生總是盡量地滿足他們。“不接觸他們，就無法了解他們，只有這樣，才能知道他們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經常和年輕人在一起，可以使自己不至于木訥，并保持一顆永遠年輕的心。對年輕人我從不拒絕。”只要學生們需要，他都覺得是種樂趣，喜歡跟學生在一起，這也是他份內的事情，他認為孩子們是最可愛的。 談到前段時間的散文侵權，季老很氣憤，他其實跟出版社的人并不認識。他的家人說：“先生一生最恨損人利己，從不傷害別人，現在盜用先生的名義出版，先生一生氣，什么主編呀、顧問呀，全都推了。” 除了京劇和二胡，季羨林先生每天的娛樂項目是《北京新聞》和《小八義》。他的幾間工作室，每個工作室的書都是固定的，報紙必讀的有《參考消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日報》《中華讀書報》《南方周末》《羊城晚報》《新民晚報》《大公報》，他的閱讀速度相當快。目前，共32卷本的《季羨林全集》，已出版24卷，后8卷正在整理之中。
幕色籠罩了北大燕南園的時候，我沿著林蔭遮蔽的曲徑，來到小路盡頭的林庚家里。木質的門窗和地板透著古樸典雅。林老從書房走出來，面容清癯，穿著淺灰色的中山裝，盡管還有著初秋的炎熱，但他的衣扣卻一絲不茍地扣著，令人聯想到先生做學問的嚴謹。 在北大中文系為林庚先生九秩華誕舉行慶祝會時，林先生送給來賓的禮物是剛出版的新著：《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和《空間的馳想》。他在答辭中瀟灑地說：“我這兩本書的出版，只想說明：我還在工作。”林先生的年齡與新詩的年齡相仿佛，他的一生是和詩聯系在一起的。1934年，他的詩集《夜》、《春野的窗》出版，以寫自由詩顯露才華。1935年發表論文《詩的韻律》，“在追求韻律的聲浪已因此路不通而消歇”的詩壇上，重新提倡創造新詩的“新的韻律”。此后他在幾所大學任教授，鉆研中國古典詩歌。 林先生年輕時喜好打球，至花甲之年，便改唱西洋歌曲作為鍛煉。他每天要唱三個小時，居然把多年的哮喘病治好了。他說：“現在我每天只唱半個小時，一來我也就會唱那么多歌，二來我沒那精神學新歌，老來回地唱沒什么意思。”他每天瀏覽很多寄來的報刊雜志，也不能細看，但凡是文學的他都喜歡。關于目前詩歌處在低潮的現象，先生說，詩歌是藝術的語言，這就存在矛盾：既不能脫離生活語言，又要超越生活語言，它所突破的正是所依賴的。詩歌包括句式、語法、詞匯，句式是基礎，現在連基礎都沒建立起來。為什么現在很多人還喜歡寫文言詩，還有舊詩刊物，就是因為有詩化的基礎，最起碼還有形式，目前詩壇上缺少的正是這些。在他看來，一種詩的新體裁的成熟一百年的時間當然不夠。如果大家來研究詩的格律，更自覺地進行創造，定然會加快新詩成熟的歷史進程。他認真地說：“新詩應該有‘少年精神’！” 閑暇時，林先生在幽靜的燕南園里散步，也去未名湖畔走走。他耳背、患有白內障，看書很吃力。手也發顫，小字幾乎難以成文。但是，當我聽他旁征博引地談起詩歌，我感到先生的年輕，正具備如新詩一般的“少年精神”。
三十年代著名小說家施蟄存的創作曾被呼之為“新感覺派”，歸入與劉吶鷗、穆時英并列的“海派”。但確實地說，他當時的作品稱為“心理分析小說”更為恰當，代表作包括以都市為背景的《梅雨之夕》及以歷史為背景的《將軍底頭》等。他曾評價自己的小說“把心理分析、意識流、蒙太奇等各種新興的創作方法，納入了現實主義的創作軌道”。 施老今年95足歲，跟孫女及孫女婿生活在一起。據了解，施先生一直抽雪茄，煙癮很大，早上起來時近十點，吃一只水雞蛋，八枚紅棗，他認為這是一天中最好的營養。他唯一的嗜好，是下午喝杯牛奶咖啡，加一塊餅干當點心。本來還喜歡吃點肥肉，尤其是火腿皮燒酥，因為沒有牙齒就很少吃了，他又從來不裝假牙，牙壞了就拔掉了。今年夏天起，老人的身體差多了，大多數時間只能躺在床上，很少起床。 由于身體的緣故，施老很少接受外界的來訪。老人情緒好時，會答應做某件事情，但若情緒不好，即使答應了也會拖很長時間。關于本報記者的采訪，先是施老的兒媳接待，說施老正休息，一聽就推掉了。隔了十分鐘，又說給施老詳細解釋了一下，施老同意了，可以先寫信過來。為著時間的緊迫，記者再次打電話，將傳真發過去，他的孫女婿說：“不是我潑冷水，你得先做好準備，他答應過的事也可能實現不了，我們得尊重老人的意愿。”
且相伴，在生命的暗夜里醉入破曉的夢。 不這么著，又怎么著？ 這是黃宗英老人在記述和老伴馮亦代病中相攜的《多彩的故事》結尾的話，假作的無奈里，透露出對生命的執著和相守的愜意。 周末的午后，我如約來到馮亦代、黃宗英夫婦的家里。書房小而凌亂，四處堆著打好包的書，書架上已有部分空出。黃老從電腦前站起身熱情地迎接我。她正在整理馮老寫的東西，電腦旁的稿紙上正寫著我在電話里的問題：“答舒：關于黃——，關于馮——”，條分縷析地有些簡答在上面，我不禁為老人的認真而感動。 馮老在看奧運會的現場直播，音量開得很低。曾七次腦梗塞的馮老剛剛恢復健康，尚有炎癥，說話很費力氣。黃宗英呢？“我到陰間去了3個月，又回來了。”她其實也正在為青年寫作品讀后隨筆，并摘出日記之類，以備續寫《馮亦代年表增編》。墻上的寫字板上是黃老的字體：“二哥于9月6日開筆。”馮老現在終于又能開筆寫字，正打算為巴荒編一本散文集。我國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獨闖西藏阿里無人區的女畫家巴荒出版的《陽光與荒原的誘惑》，被馮老稱為是“人間難得聽到的交響樂”。黃老說：“每天早晚，馮老都處于搶救狀態，因為腦梗塞，隨時都可能猝死，我是接近于精神崩潰的邊緣，沒人扶著不能走。依我的狀況，醫生說最好是躺著。昨天我拿著小板凳去樓下，坐在板凳上跟別人比劃了兩下太極拳，人總是要動一動的。我們的身體寄托在筆上，如果能動筆，身體怎么樣不要緊。”兩位身患重病的老人，來不及做自己的事情，卻在為一個生病的畫家忙碌。黃宗英說：“如果馮老走得早，他的字我也不認得。馮老在為巴荒整理，我在為馮亦代整理，我自己的反而來不及整理了。” “使自己正常、愉快地工作，這才是堅強。”馮亦代和黃宗英兩位老人，決心要慢慢地淡出這個熱鬧的世界，為年輕人默默地做點事情。由三聯書店等出版了《色彩集》、《水滴石穿》，馮亦代很感動。“人說久病故人稀。我們是久病故人‘惜’”。馮老每天都要瀏覽很多份報紙。黃老說：“我只能看3天以后的報紙，以為這樣就不打架了，可他還要找回來。”關于有消息說黃宗英要寫趙丹，黃老說：“我不會寫趙丹，我只會寫《快樂的阿丹》——寫些快樂的東西，絕對不會寫長篇，會有人寫的。”
以“荷花淀派”在文壇獨樹一幟的孫犁先生近年來身體狀況欠佳。輾轉打聽到孫犁研究學會，常與孫犁接觸的學會秘書長劉宗武向記者介紹了孫老的有關情況。五年前孫犁下樓散步偶感風寒，從此重臥病榻，病魔迫使孫犁完全中斷了他的文學生涯。5月9日，他抄寫完《理書四記》，發表于《天津日報》，此后，再未寫一篇文章。 1997年春節，孫犁從自己獨居的住所，由兒子接到家里養病。先時，他還能在室內走動、坐坐，逐漸地就長時間臥床靜養，很少下地走動。再后，走路比較困難，下床吃飯、如廁亦需護理攙扶了。有一年多的時間，劉宗武去了看不到孫犁，就和他的兒媳說說話，了解一下病情。有一次，她說：“爸爸常常想起戰爭年代的情景，有時突然就說‘打仗了’，‘快走快走’；或想起‘文革’中的遭遇，說有人趕他走，他自己就非要下樓，攔都攔不住，到了樓梯口，躊躇一陣，又踅回屋內。”出現了如“蕓齋小說”寫的那種幻覺現象。 迄今，孫犁的頭腦清楚，記憶力也比較好。他不能寫作了，不再讀書看報，也從不談及文學方面的事情。但他還是念念不忘文壇上的人和他讀過的書。大概1996、1997年前后，他還把隨時想到的人名、書名等等，寫在單頁紙上。劉宗武見到過幾張大的、十幾張小的，筆跡已經彎彎曲曲了，有的還可能是護理代筆。其中，他想到老戰友曼晴、秦兆陽、徐光耀、康邁千；想到幾位市黨政領導；想到文學前輩聞一多、黎烈文、徐調孚、趙家璧；想到古人范仲淹、單雄信；想到同時代文人傅鐸、舒群、彭子岡、林吶；想到中外藝術家郝壽臣、冼星海、李劫夫、貝多芬；想到古書《呂氏春秋》、《文心雕龍》；想到解放前的出版社“良友”；想到1949年進城前住過的小鎮勝芳……以上，僅僅是他寫在紙片上的一小部分。 這五年間，又是孫犁著作出版最旺盛的時期，出版了《孫犁自敘》、《孫犁書話》、《孫犁小說全集》、《書衣文錄》、《蕓齋書簡》、《耕堂劫后十種》等將近20本書。 今年4月中旬，劉宗武和《林業報》的段華去醫院看望孫犁。早就聽說孫犁春節以來康復得不錯，到那兒一看果然。他的臉色紅潤，也胖一些了。他倆緊靠他的身邊，突然，聽到他發音不是那么清晰地說了一句話，他倆沒聽準，問了問他，才弄明白，他問《修辭學發凡》是誰作的，告訴了他；又問《文壇登龍術》是誰作的，再告訴他，他不說話了。劉宗武說：“對于他的發問，我們是完全沒有料想到的。”(轉自《中華讀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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