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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哲誠

　　采訪手記：

　　6月15日，陜西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范區的田園度假山莊，一場高科技企業融資研討會正在進行。在會議舉辦方沒有邀請任何媒體參加的情況下，記者以一句“梁定邦先生已經答應了本人的專訪”得以闖入。

　　梁定邦1946年生于香港，祖籍福建，畢業于英國倫敦大學法律系，為香港資深大律師，1995年2月至1998年9月任香港證監會主席，現任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梁氏兩年前即受總理朱镕基的力邀來為中國證監會服務。他屬于朱總理所說的那種“付多少工資都行”的專家，但他只愿領取1元的薪水。

　　在15日下午會議結束后，記者最后一次與梁定邦敲定了采訪時間，梁說：“晚上8點的會我還要參加，你可以9點鐘來找我，只要你可以晚睡，我沒有問題。”

　　事實上，晚上的會議到9點半鐘才結束，這時已經有一位投資銀行的人在等候梁定邦了，梁定邦讓他先坐一會，接著就跟我在酒店的大廳里進入了話題。大約在10點鐘的時候，田秘書匆匆跑下來告訴梁定邦，省委范書記正在他房間里等，說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他。梁定邦說聲抱歉后，起身回房了。10點半鐘，梁回到大廳，招呼銀行那位客人談了十幾分鐘，等我們再次坐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0點45分了。

　　這期間，酒店突然停電，一片漆黑，采訪只好在燭光下進行。

　　就這樣，在西北一家偏僻的酒店里，透過暗弱的燭光，梁定邦真切地表達了一年多來做顧問的感受，以及對中國的未來所懷抱的信心和希望。為推動市場化的進程，梁定邦行色匆匆地在中國各地之間飛來飛去，身體的勞頓遠遠超過在香港的時候，但是從他健朗的話語背后，卻時時透射著一股精神的灑脫和自由。

　　點完兩節蠟燭，時間已經接近12點了。這時候田秘書再次提醒，還有人坐在旁邊等，梁也說第二天一早還要回北京上課。看來再勉強就太不近人情了，記者只好揮手道別。

　　受命

　　記：朱镕基總理何時請您做顧問的？

　　梁：朱镕基在美國訪問時(1999年4月)說過這事，但我在1998年10月已經過來了，正式做事大概是到1999年1月初。

　　記：您接受邀請的背景是什么呢？您認為朱總理為什么會邀請您來大陸？

　　梁：我和朱镕基認識很多年了，他很早提過希望邀請一些專家，不只我一個，介紹一些技術給中國證監會，尤其是一些市場化的監管技術。因為他也知道，我在香港的任期快結束了。我1998年3月5日見朱镕基的時候，那天剛好是人大表決，委任他當總理。我帶國際證監會主席的技術委員去見他，因為我是技術委員會的主席。后來我們單獨談，他要求我過來，我說要等7月份在香港的工作卸任。結果7月份還走不了，因為董建華先生還沒有找到我的繼任人，一直到了1998年9月底，找到繼任人了，我才能“跑掉”啊！所以我10月初就回家收拾行裝，10月中旬就到了北京。

　　記：朱總理邀請您來時，是怎樣和您講這件事的？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梁：我早就知道他的想法，因為以前他就和我提過，希望我帶一些專家過來。

　　記：是不是非常迫切？因為他曾表示不惜一切代價邀請“外腦”，只要你們開口，多少工資都可以付？

　　梁：對，他講過，任何的工資都可以給。我告訴他：總理，你叫我來的話，我不會說不的，工資就不用了。為國家辦事，為什么要收錢，我也不缺錢。而且這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記：大陸的市場系統比香港的市場系統可能復雜百倍都不止。

　　梁：的確是百倍不止，而且是一個轉折的制度，那么我學的東西肯定不少，將來我做學問，可以寫不少文章。我很喜歡做學問的，我過來也是當教授，現在正在北大當教授。

　　我一點壓力都沒有

　　記：對于中國大陸這樣一個非常復雜的市場系統而言，您每天要面對很多新的、棘手的問題，而香港是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雖然可以慶幸有這個學習機會，但您會不會感到有很大的壓力？

　　梁：不會，因為我的角色不一樣。在這里我是顧問，不是運作人員，這樣當然不一樣。我非常體諒中國歷屆的證監會主席，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確實壓力很大。雖然我現在比在香港做執行更忙。我老實跟你說，真的一點壓力都沒有，因為我是比較專心地來客觀考察，客觀提建議的。即使不接受，對我來說也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給我機會學習。在這方面總理是非常開明的，有很多建議他也接受了。

　　記：在您任顧問的這一年半來，您所提的意見都被接受了嗎？

　　梁：大部分接受了，我在很多重要的層面上可以提建議，而且這個影響力很大，比香港大得多。雖然香港是國際市場，但是市場的規模、市場的潛力，跟大陸市場是沒法比的。大陸市場是一個國家整體的市場，而香港只是一個區域性的市場，所以是不一樣的。我感到能為這樣一個巨大潛力的市場出謀劃策，是一個極大的光榮。

　　記：我從一些資料上了解到，您非常頻繁地出現在國內和國外的各類講壇上，以您的身份和您極度緊張的時間看來，我以為您只是做一種政策層面的介紹和簡單的技術對比，但您卻對目前市場的行為和動機分析得如此深入，我感到您純粹是以一個專家的身份在作演講。

　　梁：因為我是當顧問，所以我沒有必要去遷就各方面。我認為我的意見與國家的既定政策和方針也是吻合的。當然，如果不吻合這方面的話，我全部的意見都是沒用的。所以我花大量的時間去研究既定的國策，不僅研究國策的基本面，還要去領悟它背后的思想，否則我就沒法做顧問的工作，所以一定要與它相切合。

　　記：對國策以及背后思想的認同您覺得是主動還是被動？有些規則假如您并不十分認同，會不會感到做得比較辛苦和勉強？或者您認為這本身就很符合中國的國情，就該這樣？

　　梁：首先，我不能做太主觀的判斷。經過這么多年的證明，我認為我們基本的國策首先是對的，尤其是十五大的報告，我讀了很多很多遍。如果你看到我的讀本，可以發現我做了很多很多筆記，把重要的部分畫出來。為什么要這樣主動去學習呢？因為要為這樣大的市場、這樣大的國家出謀獻策，若不明白這些國策的基本思想是不行的。而且我看到很多東西是我認同的，所以我可以非常安心地、沒有壓力地來做。如果覺得沒用的話，我早走了，我認為是很有價值才做的。

　

　麻煩總是會有的

　　記：假如你在研究國策中有疑問的話，如何解決？需不需要與上層進行進一步的交流？

　　梁：老實說，我并沒有碰到個人思想與本地環境巨大的沖突，因此沒有受到考驗。當然有很多東西我會不斷地去問為什么會這樣，我也明白一個國家在變革的過程中有許多不合理的東西，而且我自己碰到不合理的東西就已經夠多了。但這是當前的現實，我不會因此放棄。有機會為國家服務、為全球經濟的其中一環做些策劃，這是歷史上少有的機會，每一個人做任何事都不會百分百的順利，這比我在香港好多了！

　　記：會不會遇到一些特殊環境下的麻煩？

　　梁：遇到很多麻煩，不過許多是生活中的小事。上回我在英國寄個音箱回來，被海關折騰了一個多月，其實這不關海關人員的事，只是規矩的問題。音箱到了海關后我去拿，海關當時的規矩是這樣：如果是外國專家的話，就一定要外專局出個專家證明，然后用居民證才能去取，不然取不了。我也沒有什么特殊優惠政策，一樣是要交稅的。結果到了外專局，他說我不是外國人，外專局不能給你出證明說你是專家。到了公安局，他們說，你是港澳居民，不需要居民證。沒辦法，再回海關，被告知：規矩是這樣的，取不了對不起。后來萬般無奈之下，找到了國務院港澳辦，求港澳辦開個證明。最后我又到了海關，交了4700元的稅和2700元倉位費，終于才拿到，很小的事就這樣折騰了1個多月。

　　記：很多人都會碰到這樣的小事，但是這種情況在國內普遍存在的話，就要付出很高的社會成本。

　　梁：對。因為很多規矩跟不上，而且又沒有人把它刻意地改變，回過頭來看又覺得可笑，也可以變成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在香港，肯定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我希望中國大陸能更多地遵循國際慣例，減少這類事情的發生。

　　預料之外

　　記：經過一年半的時間，您現在感受和體驗到的跟一年半之前接受邀請時比，出入大不大？

　　梁：我有心理準備，但是有很多出乎意料之外的東西。有很多東西是我們能夠推動的，包括證券公司的監管及融資渠道、保險基金的進入、社會保險基金的構想以及本來二板市場的出臺等等，很多事情我們都推動很快，我來之前完全沒有想到能推動得這么快，這些都受到兩位周主席(前任及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周正慶和周小川)的認同。

　　記：您來之前，對自己將來的作為是怎么想的？

　　梁：我當時并不知道能干什么，這也是我不接受報酬的主要理由。我是一個局外人，我對國內的情況不太熟悉，我是抱著學習的態度來的，所以根本就沒有很大的期望。雖然我肯定會盡全力，但沒有期望的話，就沒有失望。當然那些成績也主要是證監會的人做出來的，我只是有幸把一些意見提出來，也有幸被接受。另外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包括業界的朋友，媒體的朋友等等，這些也是一種財富。

　

　小地方和大地方的區別

　　記：一年多來，您所感受到的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差異主要在什么地方？

　　梁：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這就使得很小的事可以變成很大的事。我在香港備受媒體關注，這是媒體的天職。在香港這樣小的地方，當公眾人物是非常苦的事，有很多事情，你怎么干都很難被人接受。所以我也非常明白董建華先生現在的心情。很多東西他是出于好意，但是經常無理被批評，也沒有辦法。在香港當一個公眾人物，會感到處在一個壓力艙里，被評頭論足，當然這也是自由的代價了。

　　大陸不一樣，地方很大，人也很多，在大陸碰到一個熟人也不容易，所以這種壓力感就不一樣了。地方很遼闊，心胸也可以很開闊，這是一個大地方和小地方的區別。相對來說，大陸的法制建設還有待完善。比如我在北京買房，就感到很多方面都不規范，手續繁瑣，要辦個房產證都非常難。我不是不愿給任何費用，而是完全按“規矩”去做，但還是很難。我也不想去用任何的關系，因為我最怕就是這些東西。這些方面大陸還沒有規范，而香港是挺規范的。除了公眾人物的生活不太好過，其他還不錯。特別是我現在回香港只是一個平民百姓，感覺比較灑脫。

　　記：您目前的這種精神狀態與以前回大陸時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梁；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大陸。80年代初期我在大陸工作，最初在深圳大學，后來到北京大學，再后來到廣州中山大學，所以我對大陸并不陌生。但我站在香港的立場，以香港證監會主席的身份與大陸官員打交道，與現在站在顧問的角度是不一樣的。現在是比較超脫了，因為我只是提意見的人。

　

　“傳教士”的忠告

　　記：您目前在各地這樣不遺余力地進行資本市場和市場環境方面的演講，如此懇切和坦白，讓人聽來有種苦口婆心的味道。您覺得您的演講對地方政府和企業觀念的轉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梁：其實我每次演講都有幾點：主要是市場需要規范，即分工很重要，企業就管企業的事，政府就管政府的事，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理念。企業本身要負好自己的責任，要規范運作，財務信息要真正詳實、準確地披露，政府要制造好的軟環境，包括法規的制定，執法的公正度等等都要加大，這是我每次演講的一個基本理念。

　　記：是不是有一種傳教士的味道？可能是受了您老師的影響？(梁氏早期的老師是傳教士)

　　梁：(大笑)是，是有一種傳教士的味道。

　　記：大陸的一個問題是，一個很好的政策法規，也可能是制定人精心制定出來，對民眾的生存環境有很好改善的東西，可是到了地方，執行起來往往就變味了，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梁：也不完全是這樣，因為我見到很多地區都盡量按照中央及國務院的政策來辦事。其實還不是省級的地方政府把事情弄歪了，往往是到了更基層的政府，由于當地的制度不健全，或者當地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分配不均勻，也會影響到實際的執行。

　　我們國家從高度的計劃經濟過渡到高度的市場經濟，還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因為高度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個公正的法律咨詢和司法制度，包括明晰我們立法的思想，提高執法的公正度，使每個人都清楚并珍惜自己手中的權利，但是現在這種環境顯然還不具備。

　　舉例來講，如果每一級的縣政府官員的生活達到一定的高度，一般來說他就不會腐敗。高薪養廉我認為是對的，但是如果沒有制度來制約的話也沒用，他們會要求更高的薪水。必須讓這種制度成為一種高昂的犯罪成本。在一些山高皇帝遠的地方，犯罪成本是很低的，目前很多腐敗的根源就在這里。雖然槍斃了幾個人，但只是幾個人而已，要真正懲治腐敗，只有不斷健全法制。要把這個制度建設好是需要時間的，而且需要媒體的監督，人民的監督。

　　記：如果把整個市場向規范化方向的演進分成三個階段：制定規則的過程、相關機構和人士的認同過程、執行規則的過程，您感到最難的是哪個階段？

　　梁：執行。為什么執行難呢？制度各方面要非常透明，使得你執行的程序和尺度大家都知道，怎么掌握這個分寸，什么是違法，大家都應該清清楚楚。現在有很多東西都缺乏透明度。下一步我們要進入WTO，我們行政的透明度要加大，要禁止黑箱作業。因為加大行政透明度，是每一個民主社會都要經過的。(轉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