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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傅光明

　　提要：“蕭乾渴望自由，自由是他生命的最高目標。在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蕭乾就夢想著像魯賓遜那樣漂泊、浪漫的歷險。他想作的是‘未帶地圖的旅人’。他的人生出發(fā)點是，大千世界，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蕭乾要的就是這種人生的體驗，要的就是去采訪人生。當時這種理想還是夢幻式的，到他90歲生命終結時，回頭看，他真的做到了。”

　　真誠、善良、悲天憫人，是蕭乾給我留下的最真切的印象。他的真誠表現在他對自己、對別人、對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上；他的善良表現在同情弱者，向往美好的、理想的境界；而悲天憫人，則是一種心靈內在的東西，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他在采訪二戰(zhàn)時的寫作視角。他去描寫德國飛機轟炸下的英國婦女；寫大詩人艾略特去作防空的巡視員；甚至寫小動物在二戰(zhàn)下的命運，這些都可以看做是他內心世界的表現吧。他認為一個作家，只有具備了悲天憫人的情懷，才有可能寫出好的作品。

　　蕭乾一生的經歷頗富傳奇色彩，其中有許多的機緣巧合。同時，他這一生又經歷了那么多的坎坷曲折。其實，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關系。他出身貧苦，從小隨寡母寄居在親戚家，過著寄人籬下、忍氣吞聲的生活。因此，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敏感、憂郁的一面。他很在乎自己，也很在乎別人這樣看自己。而他的真誠、善良，又使他在受盡了別人的假話之苦之后，一定要向曾把他的作品批判為毒草和反動、黑色的文藝的人們回答：蕭乾到底是什么樣的人。他晚年不遺余力地寫著回憶性的文章，有時經常重復自己。他一方面是要反復地解剖自己、證明自己。另一方面，他怕別人不能完全理解他。他希望讓人們看到一個“透明”的蕭乾，留給時間和讀者去做“末日審判”。

　　“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是蕭乾晚年復出文壇以后為人為文的座右銘，他在《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的自序里表示，90歲了，已沒什么好怕的，要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因此，他對一些著名文人在以往歲月的某些言行進行了直截了當、指名道姓的尖銳批評。這在作家的回憶錄中尚不多見。我的深切體會是，他這樣的寫法，絕不在僅僅揭示個人恩怨的是非曲直，更深的用意在于揭示中國知識分子心理的癥結。他批評的目的顯然表示為暴露某個人在歷史上的不光彩言行，而在引起后來者的反思和警醒。

　　王小波寫過一本《沉默的大多數》，指出中國人大多數是沉默者，敢于為真理吶喊的人少之又少，這是民族性格中的一個弱點。蕭乾即想通過此來揭露這種精神痼疾的可怕。比如文革時期，不要說作一個真理的吶喊者，就是作一個沉默者，也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而現實的情況是，多數人成了另外的一種“吶喊者”：為了自保，為了自己的升遷，為了自己的“榮譽”，不惜落井下石。

　　在批評別人的同時，蕭乾也在尖銳地剖析自己。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他同樣有投身政治的熱情，希望在政治當中使自己的文學命運得到證明和認可。他真誠地面對這一切，從來不粉飾有過這樣的心態(tài)，更不對自己的這種心態(tài)作幾十年之后的“升華”。

　　歷史學家湯因比說，歷史是勝利者的宣傳。那么蕭乾有沒有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對自己進行“宣傳”呢？也即是對自己的歷史有所遮掩呢？我聽到一些說法，諸如蕭乾對“別人”過于刻薄了，而對自己的歷史卻故意隱瞞了一些。他確實沒能寫到這一點，這是我要為他遺憾的地方。不過，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試探著問過他。他并沒有回避，也沒有躲閃。他深深嘆了口氣，一字一頓地說：“那個時候，人活得連畜生都不如，還能怎樣！”我感覺到，這一定是扭結在他心靈深處的一個難以解開的死扣。 無疑，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他自己歷史上的“真空”。這要怎樣去填補呢？歷史的證人正在一個個逝去。歷史都是有“真空”的。歷史有絕對真實的嗎？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們別有意制造“真空”的歷史，就已經是歷史的幸運了。

　　其實，對于別人稱呼他“作家”、“翻譯家”，他自己更喜歡記者、報人這個稱謂。而且，從他慢慢形成的性格特點和文風來看，他最適合的寫作題材就是新聞特寫。他在燕大時曾是斯諾的學生，受斯諾的影響很深。他和斯諾一樣，從來都不是一個追逐熱門新聞的人。在他的二戰(zhàn)特寫中，幾乎看不到重大的歷史事件，但通過他敏銳捕捉到的那些看似細小、生活化的細節(jié)，讀者知道了戰(zhàn)爭中發(fā)生了什么、戰(zhàn)后發(fā)生了什么，戰(zhàn)爭中人民的命運是怎樣的。而他對問題的看法也就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讀者。作為“人生的采訪者”，他不希望在心里先存有條條框框，當然也不希望別人拿條條框框去束縛他。他渴望自由，自由是他生命的最高目標。他在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就夢想著像魯賓遜那樣漂泊、浪漫的歷險。他想作的是“未帶地圖的旅人”。他的人生出發(fā)點是，大千世界，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他要的就是這種人生的體驗，要的就是去采訪人生。當時這種理想還是夢幻式的，到他90歲生命終結時，回頭看，他真的做到了。

　　這種崇尚自由的心態(tài)，也反映在他對人、對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上。比如翻譯《尤利西斯》。早在他留學英國期間，就研究過這本書。盡管他認為喬伊斯的這種意識流創(chuàng)作是條死胡同，但應介紹到中國來，介紹給中國的作家，讓人們看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創(chuàng)作。他認為自己有可能是一個很保守的人，但他絕不會去限制別人怎樣去創(chuàng)作，更不會去指責。在這點上，他一直是“自由主義”的。

　　蕭乾內心有那種強烈的守土愛鄉(xiāng)的情結，他小時侯見到的那個客死中國的白俄“倒臥”，赴英途中在輪船上遇到的那個希望戰(zhàn)爭爆發(fā)以參加雇傭軍獲得國籍的無國籍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怕自己成為一個流落異國的“白華”，成為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所以，在1949年面臨抉擇，是去劍橋擔任終身教職，還是回到新中國時，他這個不帶地圖的旅人最終選擇了回鄉(xiāng)，回到“地圖”上來。

　　蕭乾一生經歷過許多難以預料的曲折和磨難，是怎樣的一種信念使他依舊保持樂觀的人生態(tài)度呢？他常跟我談到他人生常“樂”的竅門：想想比自己更慘的。我在剛認識他的時候，他就告訴我一句印度的古諺：“我沒有鞋，我抱怨，直到我看到有人沒有了腳”。就是說，當你覺得不幸的時候，看一看還有比你更為不幸的人。這個時候，它也可能會給你一種生活上的勇氣，甚至一種生命的支撐，使你能夠生存下去。人有了生命，生命中的能量才能夠釋放出來。這也是一種阿Q吧。我想，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他自己的阿Q方式存在著。

　　蕭乾以為一個人最大的快樂，莫過于在他所喜歡的事業(yè)中度過了一生。他臨終前看到了自己皇皇十卷本的《蕭乾文集》出版，以320萬的著述文字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從這點來說，他是個幸福的人。(轉自《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