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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嚴鋒

　　辛豐年是怎么樣的人呢？比較難回答。不過我們可以從辛豐年不是什么開始。辛豐年不是音樂家，不是音樂評論家(在中國，音樂評論家還沒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評論家，不是學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識分子，因為他的學歷是初中二年級輟學，在今天，無論去哪里應聘，都會比較麻煩。

　　讓我們直奔本質吧：首先，辛豐年是一個老干部。這樣說可能稍微有點剎風景，特別是在辛豐年的讀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學生、音樂愛好者和白領麗人組成的風雅隊伍，這些人大概寧愿把辛豐年想象成頭戴無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騷客，就像徐遲那么英俊——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辛豐年是一個其貌不揚的瘦老頭子，頭發花白而不多，面目質樸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裝非中山裝的廉價舊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跡，這是因為每天要做很多家務活的緣故。

　　其次，辛豐年是一個老而不大的干部，四十多年前國家開始實行行政級別制度的時候，一勞永逸地定為十五級。官職么，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長(因為是軍職，所以比現在的副科長可能稍微值錢一點)。辛豐年大概是很不會做官，因為到他“文革”被打倒為止，似乎從來就沒有被提升過。但是，從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戰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個對工作極為勤勉認真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無比信仰，對革命事業無限熱忱。真的信仰和熱忱。據我看來，這種信仰到今天也沒有絲毫的改變。

　　辛豐年又是一個老軍人。辛豐年雖然一九四五年就參加了新四軍，可是一個壞人也沒有殺過，因為他先做文化教員，后來又到文工團，也不過是演演《李闖王》(好像是阿英寫的吧)中的顧君恩這類的小角色，據說上場的時候還忘了摘手表。我后來甚至懷疑他是不是會打槍，但他說他曾經用機槍掃射過——當然是打靶。從前家里有一個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渡江戰役紀念章之類的東西，還有一個三等軍功的獎狀。不過，任何一個當兵的，差不多都會有類似的玩意吧。無論如何，辛豐年身上軍人的痕跡還是很濃的，在六十歲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廁所。另外，有時候說話間也會帶出一些當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書是和軍隊有關的：從拿破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聶榮臻回憶錄。我的弟弟和我從小就是看《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和《志愿軍一日》這樣的書長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辛豐年本來是個逍遙派，因為看不慣一個在他們軍區的林彪死黨的飛揚跋扈，說了幾句話，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來也不致于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于是他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一切(區區的)職務，發配回他的老家監督勞動。那個地方叫作××省××縣××區××公社磚瓦廠。

　　其實，那樣的生活并不見得比現在的生活壞到哪里去。那里的工人(其實也是農民)和干部對他還是不錯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飯，辛豐年就會牽著兒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鳥兒在晚霞里歌唱，風吹著家家戶戶的竹林沙沙作響，這時辛豐年就會對兒子講米丘林、高爾基、聯共布黨史、布瓊尼的第一騎兵師，一邊對迎面打招呼的農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沒有夜班的話，就會讀魯迅和《英語學習》之類的書。從福州帶到鄉下的竟然也有兩三百本。看書看得吃力了，就會拿出小提琴來拉上幾段，最經常拉的是薩拉薩蒂的《流浪》和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歡的音樂之一。經常還拿出歌本來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區新華書店新買的《戰地新歌》和從福州帶來的一些戰爭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

　　當琴聲和歌聲響起來的時候，窗子上就會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張張好奇的臉。這多少有點類似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里面描寫的一些情景。

　　廠里面有一個文藝組，辛豐年常帶我到那里去玩。我的印象是，那個小屋子里的所有的樂器，辛豐年都會。拿起笛子，就吹笛子；拿起二胡，就拉二胡。不過，就像羅契斯特先生對簡愛小姐的評價那樣，都是“只會一點兒”。他最拿手的大概是古琴，不過我從來沒有聽他彈過，那年頭上哪兒去找古琴？

　　我當時對辛豐年最佩服的是，他每買回來一本新的歌集，就會拿著它很快地連詞帶譜從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不像我們在小學里，還要先學唱樂譜再學歌詞最后合在一起唱。辛豐年告訴我，等我再大一點，就教那一絕招。我早已夠大的了，到現在也還沒教，不過，就像他一樣，那種看譜唱歌的辦法我也已經無師自通了。

　　我在九歲那一年(1973年)，另一件極向往的事情，是想能夠自己什么時候也能閱讀家里精裝的兩大厚本俄文版的蘇聯電影作品選集。里面像《夏伯陽》、《彼得大帝》、《革命搖籃維堡區》之類的，應有盡有。當這種渴望變得不能忍耐的時候，辛豐年就提出和我合作翻譯，他口述，我記錄。第一部翻譯的就是《夏伯陽》。我至今還記得這部偉大的電影的所有細節，從一開始的洗澡到最后的月光曲。

　　按道理來說，林彪倒臺了，他就應該平反了，事實也是如此，但卻滯后了好幾年。也難怪，倒霉的人太多了，像他這樣的小人物不排排隊是不行的。一九七三年，兩個軍人來到了磚瓦廠，帶來指示：辛豐年恢復黨籍，就地復員安排工作。這只能算部分平反，還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經要算他一生中最歡天喜地的日子了。草屋改成了磚屋，一下子工資狂漲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點肉是不成問題了。

　　到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前夕，終于徹底平反了。當組織上征詢他的意見的時候，五十三歲的辛豐年提出退休。后來的事態發展表明，這可能是辛豐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錯誤之一。因為在一九七六年，還完全沒有干休所或是老干部活動中心這樣的概念，如果你沒有單位，就沒有人來管你，也就沒有人來考慮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類的問題。在進××市的時候，地方上給了兩間小房子，然后就再也沒人來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強，官復原職，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大好時機，為什么要洗手不干？辛豐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奪回損失，不過是另一種損失。退休手續一辦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擔，用補發的工資到新華書店里去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買了回來。魯迅全集、資治通鑒、藝苑掇英、文物雜志……要看的書實在是太多了，怎么來得及呢？連吃飯的時間都只好也用來看書。

　　還有音樂。從前的幾百張唱片早已以五分錢一斤的價錢處理掉了，但是朋友們告知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南朝鮮有一個短波臺每天有七八個鐘頭的古典音樂。這正好可以考驗剛買的海燕收音機。雖然還是心有余悸，畢竟天氣已經放暖了，天時地利人和，年輕時代的愛好大有一發而不可收再度噴薄而出的氣勢。不過，收聽敵臺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須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機旁，每個曲子的開始和結束的時候，必須手腳飛快地把音量調到極輕，以免屋子外面的人聽到那朝鮮語的對樂曲的解說。總之，鏈式反應開始發生了。南朝鮮臺的古典音樂聽了一遍還不過癮，于是就去買了一臺上海錄音器材廠的601型盤式錄音機，一個在當年駭人聽聞的奢侈品，居然要四百多元一臺。有了錄音機，當然磁帶就開始堆積起來，為了整理雜亂無章錄下來的節目，另一臺601也被請回家來。好在剛平反，好像錢怎么花也花不完似的。再過兩年，中國開始醞釀驚天動地的巨變，雖然當時人們大多還蒙在鼓里，對喇叭褲青年手上拎著招搖過世的收錄機播送的新世紀的福音還沒聽出個名堂來，辛豐年的耳朵卻準確無誤地捕捉了這些四喇叭收錄機傳送的另外一些信息：它們的聲音毫無疑問地使601的音質變得不堪忍受。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那臺夏普AP9292千里迢迢從轉手買者那里來到我家的那一天，辛豐年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來把隨機的試音帶(一些火車的聲音和“綠袖子”)聽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機器上大大小小閃爍跳動的紅燈和兩尺寬的“立體聲”給徹底迷住了。順帶說一下，辛豐年對各種機器有很濃的興趣，這種興趣也傳到了我身上。

　　接下來就開始了每天大錄特錄上海調頻廣播臺的時代。如果去上班的話，大概是完全沒有這種可能的吧？世界上居然還有調頻這樣美好的音質，9292居然能在當地相當不錯地收到上海的調頻節目，而上海調頻臺在那時居然推出了那么多優秀的古典音樂，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記憶。

　　夏普四喇叭收錄機，成了辛豐年在八十年代中主要的音響設備，而上海調頻臺則是主要的版本。原版磁帶和立體聲唱片太貴(當工資隨著物價開始起飛的時候，他的退休金就逐漸跟不上形勢了)，CD還是傳說中的故事。大部分的時候，傾聽都是一種等待，吃了上頓不知下頓。要到一九九四年，他才擁有了第一臺CD唱機——還是WALKMAN的！因為過度的使用，那臺收錄機后來的模樣慘不忍睹，幾乎所有按鈕都已歪歪斜斜，機殼由原來的銀色變作漆黑——感謝辛豐年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窩煤球爐里發出的煤氣。為了改變這種被動的狀態，辛豐年在一開始就有他的對策，化聽為讀，買不起唱片，還買不起樂譜嗎，尤其是“光華出版社”的樂譜？讀譜的樂趣是難以想象的。一張樂譜，可以演繹最新最美的演奏，至少是在自己的頭腦當中。不過，光有樂譜，畢竟有所不足，如果自己能用樂器擺弄一番，豈不更妙。辛豐年剛剛平反回城，還沒有自己的房子的時候，便已急不可待地去買了一架五組的腳踏風琴。到一九八六年，他終于花兩千多塊錢買來了他平生的第一臺鋼琴(我相信他還會有一臺的)。在六十三歲的年齡，一個人開始學鋼琴，不是從599開始，也不是從湯普森開始的，而是一上來就彈舒伯特，彈肖邦。但是這又有什么關系呢？反正不會有人在一旁大聲呵斥，也沒有什么作業一定要完成，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師，而且還有一套自己想出來的、相當不錯的、完全排斥練習曲的教學思想和方法體系，想彈什么就彈什么，想彈到哪里就彈到哪里，想怎么彈就怎么彈，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享受過如此這般的學鋼琴的樂趣？技巧跟不上，速度達不到，難的地方彈不出來？沒關系，雙手夠不著的地方，可以用心，用想象去補充。只是苦了我們這些家里的人。

　　在這時，鋼琴狂熱開始席卷全國，小朋友們的苦日子正在來到。有的家長們聽說當地有一個懂音樂的老伯伯，便把小孩帶到辛豐年的家里讓他指點。其實老伯伯也不過是小朋友們的老同學罷了，不過，小同學們來到的日子，是老伯伯非常快樂的日子，那種等待的心情，簡直就是望穿秋水。聽小朋友們彈克萊門第、庫勞、小巴赫和莫扎特，是老伯伯最大的賞心樂事。

　　回顧辛豐年的一生，如果就到此為止，用一般的標準來看，可算是乏善可陳。如果和祖上的功勛比一比，簡直就是一個失敗者。辛豐年的父親，當年也是一個耀武揚威的小軍閥，據說曾經把孫傳芳從死人堆里背出來，做過孫的混成旅長、上海戒嚴司令和淞滬警備司令。后來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對于祖先，辛豐年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贖罪心，這種原罪的意識，從四十年代接觸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盡苦頭，一直到發家致富光榮的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的祖母和姑媽都曾經同我說過辛豐年年輕的時候如何盡可能地不讓傭人服侍他，自己動手，一九四五年四月，辛豐年從上海乘小船來到蘇中解放區，參加了新四軍。并把辛豐年這個名字改了，以示脫胎換骨之意。

　　在辛豐年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投軍的背后，我感覺到的是一種對人間的絕對正義的追求，一種刻骨銘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辛豐年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道主義者。在后王朔時代，當“愛”這個字眼和“屁”成為同義詞，淪為滑稽和笑料的道具的時候，我抱著一絲寬慰和感激的心情，發現現實中居然還有一個雨果小說里才可能出現的人物，而這個人就在我家里。

　　比如說，大家一起在看電影《啊，搖籃！》，看到里面十四歲的小保育員湘竹(馬曉晴演)因為保護孩子們而中彈犧牲的鏡頭，就會突然大哭起來。有一天早上，我還在床上睡覺，突然又聽到了嗚嗚的哭聲，偷偷一看，原來是他在看李輝寫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搞得我只好躲在被子里不敢爬起來。一九九二年，辛豐年拜訪我的導師賈植芳先生，就住在賈植芳先生家里。一次吃飯的時候，賈先生談起了賈師母為了他的冤案而被發配青海受難的一些往事，突然，辛豐年大流其淚，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與這種不可遏制的對苦難和弱小者的同情相連的，則是仇恨，對人間一切丑惡現象的憤怒。在有的時候，那種正義的觀念會使他顯得不近人情。他有兩個老朋友，我們姑稱之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對朋友A做了無恥的欺騙和出賣的事情，此事與辛豐年完全無關，但是辛豐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徹底斷交，從此不說一句話。而朋友A呢，因為是一個寬容的老好人，還是和B保持著面子上的來往，并對辛豐年的這種斷然決然的態度不以為然。

　　辛豐年就是那樣一個極端的好人，好到音樂的程度，好到“此曲只應天上有”的程度。

　　前面用“失敗”來形容辛豐年的一生，看來是言之過早，好戲還在后頭哪。八十年代中葉，辛豐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鎮先生(章品鎮先生就是當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個人)推薦他為三聯寫一本關于音樂的小冊子《樂迷閑話》，這本書在當年沒有什么人注意，都以為那就是多如牛毛的音樂通俗讀物中的一種，后來又成為大家搜求的寶貝。在這過程中，就結識了三聯的宋遠先生，后來就開始為《讀書》寫稿，開設了《門外讀樂》專欄。這以后嘛，就是歷史了。

　　慢慢地名氣就大了起來了。朋友在把我介紹給別人的時候，逐漸也就會加上一句“他的父親就是辛豐年”。不過，在家鄉，在朋友的圈子中間，這么多年過去了，卻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辛豐年就是××，××就是辛豐年。他自己是不會說的。后來也有崇拜者從外地趕來拜訪，卻不得其門而入，跑到市文聯去打聽，滿以為一定會有頭緒，卻沒有人知道辛豐年就在本地。

　　而辛豐年自己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一點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漲，擁有一批忠實的讀者了。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感興趣，是真的不感興趣。

　　辛豐年的文章到底怎么樣？雖然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我還是要保留我的看法。總的來說，他的文字精練而老辣，但是過于錘煉，文氣太緊，信息量過于密集，總是夢想把大量的內容濃縮在最少的文字中，辛豐年是直截了當地把一杯煉乳端給大家。

　　這也是迄今為止辛豐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寫得太吃力。早上五點多鐘就爬起來，以七十多歲的高齡，把爐子點燃，燒上一壺開水，然后拄著拐杖，拎著菜籃子到離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場去買小菜，回來的路上買好兒子媳婦和孫女的早點。其實這兩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們的工作都不錯，自己稿費也有一些，請個保姆應該是沒問題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種根深蒂固的對剝削階級人壓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厭惡。回到家，聽完早新聞，就開始伏案寫作。他總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認認真真地用圓珠筆重新謄寫一遍。

　　不過，影響辛豐年寫作高產的原因最主要還不是因為繁重的家務和反復的修改，即使是扣除掉上面兩大塊時間，他還是有很多的剩余，那些時間他在干什么呢？看書，無止境地看書，吃飯的時候也捧著書看。從前他什么書都看，六十歲以后，基本上只看歷史方面的書。也許將來他會寫一部有關歷史的書。辛豐年還有一個習慣，就是聽音樂的時候絕對不能做其他的事情。聽音樂就是聽音樂。這樣一來，時間就更少了。

　　在辛豐年牽著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講魯迅文章的年代，辛豐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后來，改革開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學，碩士博士一路讀上去，名公巨匠著實見識了不少，福柯哈貝馬斯也生吞活剝了不少，少年氣盛，漸漸地就有些不把辛豐年看在眼里了。老頭子過時啦，跟不上形勢啦，太保守(太激進？)啦，等等等等。但是，現在我早已過了而立之年，逐漸對這個世界，對這個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點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學上的說法就是“回到辛豐年”。我冷眼看來，熱眼望去，看來望去，左看右看，竟發現，在這個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對知識和真理的純真熱愛和無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對待名利的冷漠態度而言，還沒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豐年相比。發現這一點，我既覺得悲哀，又覺得寬慰，還感到驕傲。(摘自《天火——〈書屋〉佳作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