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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天橋

　　為了救助墨西哥艾滋病患者，一些熱心的美國人將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藥物從美國非法運進墨西哥。

　　弗朗西斯哥·奧特加將價值3萬美元的藥品包好放進他那輛有些破舊的小汽車里，再用繩子將箱子捆緊，然后就向南方的墨西哥疾駛而去……

　　幾年來，奧特加一直在獨立執行著一種特殊的任務——慈善事業。他將美國防治艾滋病的藥物和補給品偷偷運到墨西哥西北部的提華納等幾個城市的門診部，讓這些門診將藥物分發給當地艾滋病患者。這些門診部看上去跟兵營差不多，但設施簡陋，藥物貧乏。這些城市里的一些男子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由于沒有醫療保險，家里也沒有財力，他們只能痛苦地等著死亡的到來。他們個個骨瘦如柴，在他們人生屈指可數的日子里苦苦地掙扎著。奧特加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動了惻隱之心。他決定要不惜代價地幫助他們。但根據美國相關法律，奧特加的這種行為就是走私。因此，奧特加的救助行動雖屬慈善，但卻不無風險。既然如此，我們就叫他“慈善走私者”好了。

　

　“慈善走私者”何止一人

　　在美國，像奧特加這樣的“慈善走私者”不在少數，美國各地的城市里都有。他們將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藥物，特別是一種被稱為“三倍雞尾酒”的藥品偷運到墨西哥，因為現在美國和歐洲的艾滋病患者就是用這樣的藥來延長他們的生命的。這些慈善走私者來自美國的各個階層，他們有同性戀活動家，有艾滋病死難者親屬，甚至還有一名叫索伯塔·洛帕芝的墨西哥州修女。洛帕芝每隔幾個月就要來一趟桑塔安娜和洛杉磯，為墨西哥瓜達拉加拉和坎春兩地的艾滋病者收容所收集藥品。在過邊境時，為了避免過境檢查時被發現，他們有的就將藥物藏在汽車的行李倉里。這些藥品多是慈善走私者從那些已經死去或已改用其他藥物的病人手里收集來的，等到收集到滿滿一箱后，再想方設法用汽車運送到墨西哥。

　　墨西哥和美國政府都有明文規定，沒有處方而運送和分發藥物都是非法的。盡管藥物源源不斷地從美國流入墨西哥，但美國和墨西哥都沒有商議辦法進行阻止。

　　據統計，目前，墨西哥被登記的艾滋病患者有4.2萬名。喬治·薩阿維德拉是墨西哥保健制度方面的專家，他受墨西哥政府委托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表明，上述這些艾滋病患者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醫療保險，無法用防治艾滋病的藥品醫治。他們中間許多人———在移民美國做工時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HIV的。之后，他們就來到墨西哥一些城市的診所尋求醫治，因為他們生活的故鄉———墨西哥農村根本治不了這種病。薩阿維德拉說：“在墨西哥，有許多人根本得不到醫治。許多人也就因此千方百計地給予幫助。”

　　對于許多墨西哥的艾滋病患者來說，他們的治療方法少得可憐。而從美國非法運進的藥物和其他補給品就是為數不多的幾種方法中的一種。

　　帕特里契亞是一位有兩個孩子的母親，今年33歲。她住在墨西哥一個名為米喬坎的小村莊里。先前，她丈夫在美國打工。他從美國回來后，帕特里契亞就從他身上感染了HIV病毒。他丈夫已經去世了。現在，她一個人靠種玉米和小扁豆來養活兩個孩子。

　　帕特里契亞要求不披露自己的名字。為了治療自己的病，她已經花光家里全部積蓄2500美元。一位生活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朋友知道后，告訴了自己的兒子。這位朋友的兒子便開始將他家附近醫院里未用過的藥物帶給帕特里契亞。帕特里契亞說，如果沒有這位朋友兒子的幫助，她即使不死，也早就奄奄一息了。帕特里契亞說：“就是因為他人的善意，我才暫且戰勝疾病，活到了今天。”

　　其實，這些慈善走私者不無危險，他們也知道自己在以身試法。但墨西哥艾滋病患者的悲慘故事使他們不能無動于衷。一位名叫梅賽德絲·卡絲塔娜達的米喬坎州護士說：“我可能會坐監獄，但那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因為我知道上帝正看著我，他知道我在做些什么，為什么要這樣做。這是慈善之舉，仁義之道�！�4年前，卡絲塔娜達發現她的堂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痛苦不已。之后，她就開始從美國納什維爾、亞特蘭大和芝加哥給墨西哥的艾滋病患者運送藥物。在她的一些親戚的幫助下，37歲的卡絲塔娜達找到了幾家愿意捐贈多余藥品的醫院。于是，她常將這些捐贈來的藥品包好放進自己的箱子里，再乘飛機來到米喬坎州首府莫勒里亞。這樣一年幾次，風雨無阻。但她并非每次都順利過關。有一次，她就在機場檢查關口被擋住了。一位墨西哥海關官員打開她的箱子，發現一盒一盒的藥品和其他的醫用供給品，包括肥皂和小塊兒的消毒毛巾。

　　卡絲塔娜達回憶說：“我告訴那位官員說我有艾滋病，我需要這些藥來生存下去。那位官員就立即關上箱子，扔下不管了。之后，他甚至連碰也不想再碰它一下了。”

　

　有人要求管制偷運

　　墨西哥一些艾滋病醫院的醫生和管理人員相信，這些“慈善走私者”所偷運的藥物可以幫助改善數以百計的墨西哥艾滋病患者的健康，讓他們更加愉快地度過余生。因為這些患者都有各自的困難，他們要么看不起病，要么搞不到這種先進藥物。

　　隨著艾滋病患者的增加，以及邊界管制不嚴，這種藥品走私變得越來越普遍。目前，泛美衛生組織正在試圖與一些非贏利組織合作，要深入了解這些藥品是如何被運進墨西哥的以及進入墨西哥之后又是如何存放和分發的。

　　泛美衛生組織是專門協調整個拉美地區的公共衛生政策的。該組織的官員說，他們希望最終要對這些走私藥品的重復利用建立一套管制制度，以確保這些藥物用于治療時安全無誤。該組織的地區顧問拉費爾·馬茲因認為：“如果要確保這些藥品用于治療時安全無誤，則必須把這種偷偷摸摸的走私行為與一些大機構結合起來，同時，還要給他們宣傳相關的知識�！�

　　慈善走私者走私藥品時常常是將藥品裝入小藥瓶內，再混裝在涼鞋盒子里。之后，再由一些缺乏訓練的志愿者分發給艾滋病患者。馬茲因和其他的衛生專業人員擔心的是，一些保質期不同的藥品會被混放在一起或被貼錯標簽，從而難以弄清艾滋病患者是否得到了適當的治療或甚至吃錯了藥而受到傷害。美國墨西哥邊境衛生協會技術主任芮貝卡·拉莫比說：“有人捐贈藥品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必須要對捐贈藥品進行跟蹤，同時必須對這些藥品進行連續的接觸和了解。”

　　“慈善走私者”矢志不移

　　然而，慈善走私者認為這些人的擔心都是杞人憂天。他們還說阻止他們向艾滋病患者提供援助無異于對艾滋病患者判處死刑。奧特加說：“我開始走私藥品是因為我看見人們在苦難中掙扎。一看見美國這邊多的是(藥品和醫療用具)，從道義上說，我就別無選擇了�！�

　　奧特加今年42歲，4年前開始參與了走私藥物。此前，他一直靠在交易市場賣手表來維持生計。自從他在美國奧林奇縣和墨西哥的幾位最親密的朋友患了艾滋病，他就干起了走私藥品這一行。那是在他返回歸故鄉瓜達拉加拉的途中，他親眼看見了墨西哥與美國的差別：墨西哥的資源真是太少了。于是，他就開始給瓜達拉加拉一對他認識的HIV呈陽性的夫妻收集藥品了。后來，他走私藥品分發的范圍漸漸擴大，最終擴大到了墨西哥迪朱安娜州的一個醫院里。奧特加說：“當你看見這些人因為缺少藥物而在過著那樣一種日子，遭受著那樣的折磨的時候，你就實在別無選擇了�！辈贿^，奧特加自己并沒有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奧特加說，看到那些接受他的藥品的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延長了，他就干勁倍增，要繼續干下去。熱心的慈善走私者在前不久的一個星期五，去了拉斯邁默里拉斯。拉斯邁默里拉斯有一個艾滋病收容所，是奧特加經常要送藥品的目的地之一。它深藏在橄欖枝密布的一列工廠后面，離迪朱安娜市中心15英里。

　　奧特加的小汽車穿過塵土飛揚的公路，終于到達收容所。這時，那些艾滋病患者便習慣地從門縫里窺探奧特加給他們帶來了什么。他們漸漸圍過來，認真地審視著奧特加為他們拉來的穿過的牛仔褲、T恤衫以及罐裝食品和旅館的肥皂，而奧特加則忙著檢查水表。他總是擔心沒有足夠的錢來付水費。沒有水，病人就無法經常換洗衣服。

　　奧特加還來到收容所里頭與艾滋病患者擁抱。他與24歲的卡爾拉聊了起來，說要幫她弄個火爐，以便讓她與男友不久離開拉斯邁默里亞斯后共住一間房間時，生活方便一些。奧特加說：“我開始漸漸了解這些病人了。他們變成了人，而不是統計出來的數字。對我來說，這里不是另一個國家。我們都生活在一片土地上。”

　　之后，他又坐在一個四肢枯萎的男子的床邊。這位男子已是病入膏肓，呻吟不止。奧特加握著他的手。這里還有其他的病人，其中兩位因為患與艾滋病相關的病而雙目失明，另有幾位則患有肺結核。在離開收容所之前，奧特加把迪朱安娜200多名HIV呈陽性的患者的姓名一一記下來，按他們需要的藥品和所需要的其他物品歸類成表格。在回家的路上，奧特加說這次走訪使他有些氣餒，因為這一趟他發現自己要做的事太多了。因此，他計劃要請他奧林奇縣的朋友幫忙。奧特加說：“這些艾滋病患者需要籌集更多的錢，他們已經賣掉了他們的速食店，甚至砸鍋賣鐵能做的都做了。誰也不能那樣生活呀！”

　　31歲的圣·路易斯·阿圭爾在發現自己感染上HIV病毒前在洛杉磯一家工廠干活，體重154磅。休假時，他回到迪朱安娜看望母親。就在這時，他被診斷患有艾滋病。之后，他的體重不斷下降，一直下降到了92磅。他非常想得到治療，盡管他身上有錢，可當地卻買不到治療HIV的藥物。后來，還是在奧特加和其他人的幫助下，弄到了一些捐贈藥品。此后，阿圭爾的體重增加了30磅。但現在他仍然很虛弱。他整天躲在家里看電視，總是擔心明天是否還有捐贈藥品。阿圭爾說，沒有奧特加的幫助，他不知道變成什么樣子了。他相信自己是在洛杉磯得艾滋病的，因為他經常在那里參加一些有艾滋病人參加的活動。他說：“藥用完后，我們就等待和祈禱。真令我害怕�！�

　　偷運藥品盛行的原因

　　偷運藥品之所以如此盛行，是因為大多數窮困的墨西哥艾滋病患者買不起或接觸不到治療此癥的最有效的藥品(即所謂的三倍雞尾酒)。這種混合劑由兩種藥物組成，可以減緩艾滋病病毒將自己拷貝給第三方。三倍雞尾酒是一種較新的藥品，又名蛋白酶抑制劑，可以阻止病毒的晚期繁殖，但它的服用時間必須準確及時。只有這樣，才會有所療效。

　　現在，美國的大多數艾滋病患者也買不起藥品，但他們可以通過國家的醫療計劃接受免費治療。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墨西哥)，政府是不對艾滋病治療提供補貼的。正是這樣，數千名窮困的墨西哥艾滋病患者根本就無法享用三倍雞尾酒治療，因為這種治療每月需要1000美元。再說，即使有些人買得起最好的藥，但像三倍雞尾酒這樣的藥品他們也不總是能買到。醫生可以給這些患者開出藥方，但藥房不總是有這些藥。因此，患者最后拿到的藥常常是缺這少那的。

　　更糟糕的是，墨西哥許多窮困的愛滋病患者長期得不到必要的檢驗。如在今年7月份，墨西哥國家診斷和疫學參考研究所突然宣布用于檢驗艾滋病患者病毒載量的必要藥物用完了。檢測這種載量即決定患者該服用什么藥。該研究所是墨西哥唯一一家收取80美元做這種檢驗的公共機構，私人診所做這種檢驗收費是300美元。

　　政府官員和艾滋病活動人士承認，這種問題一時難以找到答案。據估計，墨西哥今天擁有約9萬名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泛美衛生組織相信這些人都是HIV呈陽性者)。根據墨西哥政府所作的研究，如果墨國政府將三倍雞尾酒發放給所有這些人，那么，墨國每年就需要5.91億美元。這是墨西哥撥給該國衛生部總預算的約50%。

　　墨西哥愛爾帕索國際艾滋病行動機構的發起人斯基普·洛森塔爾說：“當接近(美墨)邊境的時候，我發現道義上的差距是多么的大：在一邊，人們可以享用任何東西；而另一邊，人們在等死。”(轉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