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早在2003年兩會上，代表們就建議盡快出臺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今年兩會上，四川代表團又就此提交專門議案——
反家暴遭遇瓶頸 完善立法刻不容緩
在今年的兩會上，四川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交了一份議案，建議盡快制定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更好地保障公民人身權利，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和諧。
這不是代表們第一次發出這樣的呼吁。早在2003年的兩會上，婦女代表們就建議盡快出臺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
據了解，我國的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均明確規定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也對家庭暴力進行了界定。那么，為什么代表們仍在不停地呼吁盡快出臺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呢？
“反家庭暴力工作進入了一個瓶頸期，如果不出臺一部專門的反家庭暴力法，很多問題都無法突破。”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副主任李瑩律師這樣回答記者的疑問。
家庭暴力已成社會公害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家庭暴力看做是家務糾紛。然而，一個個血淋淋的案例告訴我們，家庭暴力對受害者的傷害，以及對家庭與社會穩定和諧的危害已遠遠超出了“家務糾紛”的范圍。
一項調查表明，我國約有30%的家庭存在程度不同的暴力行為。家庭暴力不僅成了婚姻破裂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導致了“以暴制暴”案件的發生。一些受害者因不堪忍受長期的家庭暴力而殺死丈夫。據報道，1996年，遼寧女子監獄關押了1000多名女犯，其中100多人的入獄原因是殺夫；1999年，陜西省女子監獄101例殺人案中，殺夫案有64例。
這還不是災難的全部。妻子挨打往往伴隨著子女的挨打和受性虐待。子女長大后，有可能重復這種受虐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性格懦弱或暴力——“在暴力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往往接受并使用暴力”，這就是犯罪學理論中“暴力的循環”。
反家庭暴力遭遇瓶頸制約
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是我國第一家專門從事婦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民間組織。該中心副主任李瑩對婦女問題頗有研究，也辦理過不少家庭暴力案件。在談到我國反家庭暴力法律現狀時，李瑩說：“總體感覺是，理念比較陳舊，規定太粗略。”與許多法律界人士一樣，她認為完善立法才是解決家庭暴力的根本。
李瑩說，現有的法律在實施機制上尚不適應實際需要，特別是操作性不強、缺乏懲戒措施和受害人救助機制。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法律的適用對象和對家庭暴力行為的規定過于狹窄，以致許多受害者得不到司法救濟。李瑩告訴記者，現行法律對家庭暴力的界定僅限于家庭成員之間、針對身體的暴力行為，而沒有涵蓋有親密關系的成員之間的暴力，以及精神暴力和性暴力。實際上，在他們受理的案件中，有許多暴力行為發生在非家庭關系成員之間，如同居伴侶之間或前妻與前夫之間等；還有不少精神暴力和性暴力行為對受害者的傷害非常大，但因為法無明文規定，受害者得不到司法救濟。
“不少前來咨詢的人質問我們為什么法律不保護她們，我們感到很無奈。如果不制定專門的法律，這些問題就無法解決。”李瑩說。
據介紹，國際條約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反家庭暴力法，都涵蓋有親密關系成員之間的暴力行為，以及精神暴力和性暴力行為。
二是對受害者的保護和對施暴者的懲罰都比較乏力。目前，我國對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依據《刑法》的故意殺人、傷害和虐待罪等條款，但是現實生活中，真正能構成上述罪名的家庭暴力極少，絕大多數家庭暴力案件因達不到上述標準而得不到制裁。
此外，我國還沒有針對家庭暴力的專門證據法規則。而家庭暴力多發生在家庭內部，很少有目擊證人，單憑受害者陳述又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給法院認定家庭暴力行為帶來困難，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證據無法立案。
三是一些重要制度的缺失，其中包括保護令制度、家庭暴力預防機制、受害者救助機制和施暴者懲戒制度。從國外的立法看，許多國家采取了保護令制度。保護令特指法院保護特定人免遭家庭暴力，而對施暴者作出的命令或裁決。當施暴者拒不執行保護令時，法院可以對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李瑩說：“保護令制度在保護家庭暴力受害者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們中心一直想推動保護令，但因沒有法律依據，很難進行。我們希望能從地方立法開始，建立起保護令制度。”
同樣，家庭暴力的預防機制、對受害者的救助機制和對施暴者的懲戒制度都非常重要。“但是，在我們現有的法律中，找不到有關預防家庭暴力的條款，也沒有建立一個全社會的支持網絡，給受害者醫療、心理、法律等方面的救濟和對施暴者的懲戒”。
李瑩認為，上述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反家庭暴力工作的瓶頸，如果不出臺專門的反家庭暴力法，許多受害者將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徒法不足以自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俞金堯研究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家庭暴力問題跟我們的傳統觀念有很大關系。比如，我國傳統中有“清官難斷家務事”、“家丑不可外揚”等觀念，這讓家庭暴力問題變得比較復雜。
他說：“我支持立法懲治家庭暴力行為，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傳統習俗的力量，要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制定出切合實際的法律。否則，出發點再好、立意再高，法律實施效果都會大打折扣。”
現實印證了俞金堯研究員的觀點。據李瑩介紹，傳統觀念對反家庭暴力工作影響很大，特別是影響了執法者的態度。一些警察接到110報警后，發現是兩口子打架，教育幾句就完事了，根本不認真取證，致使家庭暴力無法認定。
認識不到位，還導致了法官判決差異巨大。據介紹，同樣是殺夫案，最重的判決是死刑，而最輕的卻只有一年有期徒刑，還緩刑二年。李瑩說：“這種判決的不一致嚴重影響了法律的權威，因此轉變執法者的觀念非常重要。”
在采訪結束時，李瑩特別強調說，從總的發展進程來看，反家庭暴力行動取得的成績是非常大的。在我國，家庭暴力問題得到了社會各個層面的關注，現在全國已有26個省市自治區頒布了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條例，還有不少地方推出了家庭暴力傷害鑒定專項服務，設立了救助站等。
“我們應抱有信心，用一種積極的態度去推進反家庭暴力法的出臺。”李瑩話語中透出的信念，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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