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監察制度因何起源?在歷史上起過什么重要作用？權力牽制在古代為何常常失效？登聞鼓、華表是干什么用的？這些或大或小的問題，都可以在王春瑜先生這篇文章中找到答案--
一、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臺諫制度
監察是跟權力同步產生的。為什么這么說？從理論上講，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對立統一的發展，馬克思曾經講過，只要有一種思想存在，就必然有另一種與它相對立的思想產生。
1、登聞鼓、誹木:監察是為監督權力而產生的
人類社會是從原始社會開始的，原始人共同生產，沒有什么剩余產品，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觀念。但是到原始社會后期，形成很多部落，部落酋長開始有支配權，他有可能利用這個權力把一部分東西據為己有，這樣，另外一種思想也就產生了，就是如何制止據為己有，相應的措施隨之產生。
清代乾嘉學者寫了很多的文章來考證明堂到底是什么。史學大師顧頡剛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認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長開會的一個會議廳，在明堂里面可以議事，哪一個酋長如果做了損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對他提出批評，到后來，就在這個明堂里放一個鼓，叫登聞鼓。古代還是原始的民主，對哪一個酋長有意見，認為哪一件事情處理的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擊鼓，請大家來進行評議。登聞鼓發展到后來，成了縣衙門口的一個大鼓，到秦漢的時候，一直到明清，這個登聞鼓一直放在縣衙的門口。在演變過程中，隨著腐敗，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有的人擊這個鼓，卻不讓他進去，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話“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除了登聞鼓以外，更值得我們回味的是華表。在天安門前，有兩個華表，好多人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有年輕人曾經問我，這是不是國家的象征？其實不是國家的象征。牧惠同志在20世紀80年代初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華表的滄桑》，講天安門前的華表的來龍去脈。華表來歷很早，古代稱為誹木、謗木。在眾人議事的地方豎一塊木頭，木頭上面要放一塊橫的板，這個樣子有一點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稱為午木。那橫板上有時候要裝飾一點圖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華”兩個字是相通的。所以演變到后來，就變成了華表。在華表的橫板上面是可以寫字的:對某人有意見，國家應該如何治理？實際上它最早是起監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漢以后，華表從議事的地方被搬到宮廷里去了，這樣它的作用就消失了。到宋以后，華表從宮廷里面又被搬到宮廷外面去，一直沿襲到現在。我們現在看到的天安門前面的兩個華表，當初的意義完全喪失，變成一種裝飾品，而且演變成一種權力的符號。
2、秦代建立的監察制度，既能監察百官，又能監督皇帝
夏朝，進入了階級社會，但夏商周三代的監察權力建制仍然處于雛形階段。《周禮》里面個人的執掌規定非常具體，包括監察。當然，當時的監察未必像《周禮》寫的那么具體，是儒家把它理想化的產物。
戰國的時候規定要對高官，包括丞相的權力進行監督，丞相如果納賄受金，他的手下人要被處死刑，一般老百姓貪污黃金一鎰(二十四兩)，不處死刑而受處罰。這里就可以看出一個問題，丞相嚴重貪污了，不處死刑，叫別人去代過，反映出儒家的根深蒂固的政治觀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戰國時的《法經》已經深刻打上了“打蒼蠅，不打老虎”的政治烙印，這對后代有很深遠的影響。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雜文，叫《月下誰敢追蕭何》。我說蕭何如果貪贓枉法，跟晚上月下強盜殺人放火本質上是一樣的，強盜你可以去抓他逮他，誰敢月下去追蕭何呢？歷史上的蕭何確有問題，他也受賄，買了很多田產，這里面有貪污腐敗行為，但是誰敢去處理蕭何？
商代因為有文字記載，所以現在研究殷商史的學者對商代的政治制度很清楚。殷商也有一些防止腐敗的措施，但是還很不完備。嚴格講起來，中國的監察制度跟權力牽制要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才比較健全。秦朝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個監察網，這對抑制官吏腐敗起了約束作用。中國古代監察制度要說簡單，一句話就能概括，就是臺諫制度。所謂“臺”就是御史臺，“諫”就是諫官，御史是監察百官的，諫官是對皇帝進言的，也可以說是對皇帝進行監督的。御史大夫從什么時候開始設立的？就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糾察彈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等，這是中央。在地方上呢？縣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時也行使監察權。所以，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從秦朝來看，監察權和行政權還是糾纏在一起的，沒有從行政系統中獨立出來。
漢承秦制，御史制度得到加強。御史在漢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經是很高的級別了，有時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詔書、命令等等，所以地位相當特殊。漢代一度御史權力甚至超過丞相，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從漢代監察制度比較好的經驗來看，主要一點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樣，他不干別的事，就做單純的監察官，他的官俸比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對二千石的郡守進行彈劾。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歷史上以小制大，以內制外，都是皇權制度下進行監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則。有人寫文章，曾經系統地研究過，就是從秦漢到明清御史基本上都是沒有超過七品的。但是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過自己的權限，不是監督郡官，而是監督六部，有少數御史越權，對皇帝進行進諫，這個情況也是從漢代開始的。
監察制度在漢代已基本定型。在以后的漫長歷史時期內，有所增減，名稱經常有變化。
3、“封駁”制度:連皇帝的圣旨都可以駁回，或者涂改
比較值得一提的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將國家政務機構分成三個部門，一個是中書省，一個是門下省，一個是尚書省。它們有分工，“中書主受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施行”。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駁”制度，這在世界監察史上都是很特別的，其他國家沒有這樣的制度。皇帝下一個詔書，門下省如果認為不妥，可以把它封駁。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擋回去。所以門下省看起來作用很大。歷史上封駁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確實有個別皇帝比較開明，能夠接受，既然大臣說我的命令不合適，那我就不施行了。唐朝的封駁最有成效，在李世民、武則天執政時，尤為成功。封駁不僅可以封詔書，甚至可以涂改詔書，在詔書上批示。這是唐朝社會開放、寬容、包容的時代特點的產物。
唐宣宗時有個大將軍叫李燧，唐宣宗認為這個人很好，德才兼備，要任命他一個很重要的職位——嶺南節度使。當時皇帝的詔書已經發下去了，給事中蕭放(給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職位是很低的，到明清變成六科給事中，也就是現在的處級干部，最低的還有沒達到七品的，現在講就是正科級的干部)說這個詔書不能下達。李燧有很多問題，任命他到嶺南去擔當重任，絕對是不合適的，并列舉種種理由。皇帝這時正在聽音樂，宮女樂隊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賞。蕭放的話，他聽進去了，覺得這個任命確實不合適，但是叫別人都來不及，便趕緊當場叫一個伶人騎快馬去把詔書追回來。宣宗初年李藩擔任給事中，發現詔書有不妥處，即于詔書末端批上意見退還。類似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還能找到一些，這就是封駁。
到了封建社會的后期，封駁制度存在的象征意義恐怕是大于實際意義。同樣一個皇帝，在這個時期，他可以接受封駁，但另外一段時期，他權力膨脹了，或者昏昏然，他就不接受封駁。
4、為監督(進諫)皇帝而設的一項制度:諫官制度
諫官也稱為言官，職責是“諷議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對皇帝進行諷議。秦朝開始有諫大夫，東漢稱為諫議大夫。明朝張居正，通過編《帝鑒圖說》，實際就起了一個諫官的作用，以古諷今，教育皇帝，這本書現在還在。唐代的諫官制度最為完備，出現好幾位能夠向皇帝進諫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諫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書叫《貞觀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貞觀年間，跟魏征和其他人的對話，實際上也是進諫的一種記錄。唐太宗用非常殘忍的手段通過“玄武門之變”上臺，李世民后來為什么那樣納諫，表現特別謙虛，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上臺時候不光彩，有一種自卑心理在起作用。李世民確實把好多意見都聽進去了，而且表現得誠惶誠恐。他喜歡玩一種鳥，有一次正在斗鳥玩鳥，結果魏征來了，他很害怕，怕魏征滔滔不絕地給他進諫，就把鳥放在袖籠里，結果魏征跟他說東說西，一兩個小時過去了，那只鳥就悶死在袖籠里。所以魏征走了以后，李世民就很不高興，但他不發作，這樣的事情很多。
現在我們看《貞觀政要》以及《唐書》里面其他的記載，好多好的建議李世民確實是吸取了，比如說減輕農民的負擔，減少征伐，不要隨便就開戰，都聽進去了，所以唐朝經濟才能發展。到后來，魏征死了，沒有人對他進諫，唐太宗又有些膨脹了，去打高麗，結果損失很大，造成國家財政嚴重的危機，所以他退兵回來以后，很感嘆，說魏征要是在世，我怎會做這樣的事！可見魏征這些人對他的進諫確實起了作用。
武則天，在許多人印象里是一個太狠毒的女人，自己兒子、女兒都可以殺的。但是你不能小看她，她有納諫的器量，我看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第二個人能超過武則天，別說政治上的一些進諫，有一些御史、大臣，對她進諫的內容甚至都涉及到她的隱私，讓她很丟面子，武則天并沒有動怒。大家都知道，武則天有幾個面首，薛懷義、張宗昌、張易之等。在唐朝，大臣、御史們不能容忍這個事，所以不斷向她進諫。當時有一個宰相，進宮門的時候碰到薛懷義，上去就給他兩耳光。你想打了武則天的情夫那還了得？薛懷義馬上去報告給她，武則天不但沒有說這個宰相，而且還說你以后別走南門，你走東門就碰不上這個宰相，不就沒有這種事了嗎？這要多大的雅量！還有人給她上書，說你現在已經有好幾個面首了，怎么現在又想找別人呢？大臣朱敬則就上書，說你已經有了幾個情人，怎么還這樣搞？武則天不但沒有怪罪他，還說“非卿聞此言”，意即，不是你的話別人誰也不會說這個話，還賜給他綢緞百匹作獎勵。人是非常復雜的，武則天有她很不好的方面，但是她掌權50年，絕非等閑之輩，她的政治雅量我看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過御史、樞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諫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項任命，他不滿意，反反復復進諫，距離很近，噴了宋仁宗一臉的唾沫星，這個歷史上都有記載，宋仁宗沒有發脾氣，接納了他的意見，收回成命，這很不容易。
又比如說，明太祖朱元璋很賞識一個人，叫解縉。朱元璋在連續制造大的政治冤獄以后，朝臣都噤若寒蟬，解縉居然給朱元璋上了一個萬言書，歷舉他的這些倒行逆施，這些內容解縉集子里都有，《明史》里也提到，朱元璋居然沒有問他罪，雖然他沒有收回成命，但也絲毫沒有責備解縉。就此而論，朱元璋還不失為一個很有雅量的政治家。而且朱元璋晚年有反思，他認為自己在執政初期殺了那么多人，用炮烙剝皮等酷刑，這是最殘忍的，這些做法不妥，后輩子孫一律嚴厲禁止再用這些酷刑。這一點，我認為他還是不錯的，不像有些皇帝到臨死都不肯承認自己有半點錯誤，看來朱元璋還不失為封建社會的一個好的政治家。
雒于仁的進諫，在明朝的歷史上，甚至在古代監察史上也是很特別的。他給萬歷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內容現在保存了下來，《明史》內有，別的文獻也有，給萬歷皇帝扣了一個帽子，說他這個人是好酒、色、財、氣。這時是封建社會后期了，皇帝君權至高無上，被神化了，所以明朝有的大臣上奏疏，看到皇帝就非常害怕。而雒于仁居然敢說萬歷皇帝好酒、色、財、氣，歷數他的罪狀。萬歷皇帝這個人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皇帝，但是雒于仁居然給他上這么道奏疏。萬歷要殺他，好幾個大臣到深宮里去，給皇帝上奏疏，萬歷皇帝說，我眼神不好。他耍賴，就是不看。然后就發脾氣，說我肝不好，最近調養剛好一點，他居然上這個奏疏。這幾個大臣就說雒于仁這個人如何忠心耿耿，萬歷皇帝終于沒有殺他，以后把他趕回老家了。
我舉這幾個例子，是用來說明古代的諫官制度，歸根到底要取決于人的施行，多數的諫官沒勇氣正面對皇帝的一些嚴重失誤的政策去進諫。但是也有少數人，敢于進諫，在一定范圍內，糾正了皇帝的一些錯誤的決策，對于維持當時政權的穩定、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好的作用。
但總體來講，中國古代的諫官對皇帝進行的監督，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這個道理很簡單，下面也還要說到，這就涉及到皇權制度。再好的一項官制的設置，隨著人的變化也能變成一個非常不好的東西。譬如說御史，本來是很好，官雖說不大，可以監督百官，但到明朝，有的御史純粹變成馬屁精，變得阿諛奉承、藏污納垢、同流合污。
5、孫中山先生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反思
近代的觀念跟古代當然完全不同，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進行認真反思，要到民國以后。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長期生活在西方，對西方的監察制度做了深入研究。1906年他在日本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演講，不主張在中國搞三權分立，主張“五權”，把監察、考試這兩個權力單獨立出來。他說這個監察制度是中國歷史上固有的，而西方沒有，應該把它加大。考試即對官員的考核，在明清有非常具體的規定，叫京察、大計。孫中山甚至認為英國的考試制度是從我們這里學的，為什么要照搬它的呢？所以他不是很簡單地主張全盤西化的人，而且他提出來“權能分立”，人民的權力跟政府權力平行來走，現在研究法制史的人仍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孫中山很重視權力要加以分制，權力監督，他這時已經有了權力制衡的觀念。但是他個人的權力也是不受約束的。當時的革命黨，是從華興會、興中會等帶有民間秘密結社性質的組織慢慢發展過來的，所以孫中山的思想也受這種幫會的影響，他曾經做了一個規定，所有黨員都要絕對服從他。而且早期國民黨的老黨員，每一個人都要打手印的，必須要絕對服從孫中山，而孫不受任何人監察，這就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性。
革命元老吳玉章先生的回憶錄里面有一段話是值得注意的，說的是孫中山在臨死之前，對這個問題是有所反思的，他認為個人的思想不能凌駕于整個黨的思想之上，全體黨員的思想絕對是超過個人的。
二、歷代權力牽制的歷史作用及局限
1、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和權力牽制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都是一分為二的，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古代的監察制度以及權力之間的互相牽制在歷史上應該說無疑地起過積極作用。為什么？我國有5000年的文明史，這個文明指的什么？那無非就是指的物質文明，還有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在古代主要是農業生產，精神文明主要是文化。如果沒有這兩項，那我們這個文明就成了空中樓閣。
古代生產力發展以及文化的發展，都是在封建的國家政權正常運作下，社會安定，才能產生的，國家政權怎么穩定？國家機器怎么運作？監察制度、臺諫制度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權力的牽制，一個王朝可能很快就腐敗了，都成了短命王朝，像走馬燈似的，那就天下老是亂來亂去，社會怎么能安定呢？這就不可能發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對歷史的發展起過正面的積極的作用，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而且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在世界歷史發展中，也是很特別的，為什么？因為我們的歷史紀錄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歷史比我們還早，但他們的歷史文獻記載是斷斷續續的，不像我們是連續的。所以我國古代監察史的遺產，在世界監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我們應該重視，很好地研究它。
2、為什么只能叫權力牽制，而不是叫權力分制或權力制衡？這種權力牽制是如何失效的
這里要說到基本概念的問題，為什么只能叫它權力牽制，而不是叫權力分制，或者權力制衡？
因為古代皇權是不能分割的，沒有政治分工，皇權無從制衡，諫官制度、御史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政治分工、權力制衡的觀念都是在英國早期的資產階級對封建主提出變革，向他們分權時候提出來的。現在很多書里概念使用不太妥當。皇權確實是不能分割的，皇權也不能讓渡，所以在當時不可能對皇帝進行制衡，也不可能說有一個明確的政治分工，整個封建社會監督以及權力牽制都是在一個前提上面來進行的，就是皇帝制度。皇帝制度有幾個根本性的東西，第一，皇帝是君權至上的，皇帝不受任何約束，他是至高無上的，尤其到秦漢以后，皇帝變成神了，天上下凡的神，怎么可以對神進行約束呢？
第二，皇權是世襲的，家天下，一代代傳下去，是嫡長子繼承制，皇權絕對是不讓分割的。皇權所享有的種種特權別人實際是不能過問的，無論是御史也好，諫官也好，不可能對這些根本的東西進行監察。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皇帝，包括杰出的皇帝，他可能在一段時間里面接受監督，但后來經濟發展了，社會發展了，他覺得自己權力大了，功勞大了，根本就不受任何人的監督，根本沒法約束他。
比如說，明成祖朱棣是用非法手段從建文帝朱允炆手里進行奪權的。朱棣奪了權以后，在朱元璋治國的基礎上，社會發展了，經濟發展了，國家發展了，在這一點上，歷史上肯定他是一個正面的皇帝。但是中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皇帝，都有一個壞毛病，可以說是通病，只要江山坐穩，百姓有飯吃，馬上就會頭腦發熱，不是窮兵黷武，就是好大喜功，朱棣也一樣，派了幾萬人到沙漠里面去討伐蒙古，耗費了巨大的國力。
另外，明成祖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遍訪3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洪武到成化年間中國產的白銀一共3000萬兩，鄭和七下西洋政府的財政撥款加在一起是700萬兩，沒有全用完，但是花掉了600萬兩。你想，100多年間生產的白銀一共才3000萬兩，七下西洋居然花了600萬兩銀子，國家的財政幾乎都要崩潰，所以當時的左侍郎夏元吉，他是反對下西洋的，同時，他也反對討伐蒙古，認為國家財政難以承受，永樂皇帝就把他抓起來了，抄他的家。這個人是真正的清官，除了皇帝賞賜的一點東西以外，只有幾身布衣服，還有瓦罐，非常清廉。永樂皇帝一看，也很吃驚，說他家里怎么都是布衣瓦罐呢？所以皇帝權力膨脹后，絕對不接受進諫，再好的進諫也不聽。永樂皇帝死了以后，太子趕緊把夏元吉從牢里放出來，問國家搞成這個樣子怎么辦？夏元吉提出幾條建議，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下西洋了，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實行國家財政緊縮政策。
近代宣傳鄭和是從梁啟超先生開始的，辛亥革命前，他在東京寫文章，說鄭和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人，為什么？因為他比達·伽馬他們航海還早。但他接著提了一個問題，說為什么鄭君之后無第二之鄭和，達·伽馬之后有千百個達·伽馬？他這個問題，我認為很簡單，鄭和下西洋是朱棣一手制造的政治泡沫，完全不顧國家財政負擔的沉重。我舉永樂皇帝這個例子，就是說明，他還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但也聽不進進諫。鄭和下西洋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3、研究中華民國史的一個啟示
去年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華民國反貪史》，作者是青年學者邱濤，這本書的序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員陳鐵健先生寫的，很精辟。他說:“回顧中華民國歷史，導致一個政權興衰的致命因素中，腐敗是它的根本因素之一。最大的腐敗，則是政治上的腐敗……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并非不反貪污。然而，……法律監督、新聞監督、輿論監督、民眾監督、分權制衡機制、監督機制等，一律被排除，或者名存而實亡。那么吏治之腐敗，官場之貪墨，便如潰堤之洪水、下山之猛獸，一發而不可收拾。”中華民國歷史離我們很近，對我們可以起到有益的借鑒作用。
另外一個國民黨的高官吳國楨去臺灣后也在反思。他說蔣介石寫一個字條就可以到銀行提500萬，蔣介石不反對別人貪污，尤其是不反對那些將官貪污，認為這些人貪污了，就很容易控制他們，操縱他們，這個觀點我覺得蠻有意思。從歷史上看，有點道理，有的皇帝甚至欣賞貪污，認為貪污的人，對物質利益看的很重，政治上就沒有野心。比如，蕭何貪污，后來就變成一種政治掩護。因為黥布謀反，劉邦去討伐，但不放心蕭何，就派幾個人偷偷看蕭丞相的動向怎么樣。那個派去的人跟蕭何關系不錯，就說你這個丞相死期不遠了，蕭何聽了大吃一驚，說為什么？他說現在皇上去討伐黥布，對你相當不放心。蕭何說我有什么辦法？他說你要多買田地，甚至你可以貪污一些東西，這樣讓他看出你沒有政治野心。結果蕭何照辦，用特權賤價買了土地，那些土地是可以拋售的。使者向劉邦匯報，劉邦聞之大悅，以為他好財了，對權力沒有欲望，對他不構成威脅了。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來，有些人居然存心貪污，以表明自己沒有政治野心。中國歷史上五花八門的事情很多，反貪可以變成政治控制的手段，但貪污居然也是自保的一種手段，這就充分顯示了中國歷史的復雜性。
【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作者：王春瑜；轉載時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