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現在改革的方向出現了搖擺，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認為，其實老百姓并沒有反對改革，他們最想解決的是其切身的利益問題。實際上，現在的情緒也反映在經濟層面，因為其合理的經濟訴求沒有得到滿足，比如他們的土地被征用了，卻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下崗了，卻沒有得到有效的養老和醫療保障等等，這些都是經濟訴求，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往往是大規模對自身利益的要求。
2004年、2005年討論的重點在教育、醫療、工薪改革方面，民眾從單純的對自身的經濟訴求，上升為要求作為一個公民起碼的權利。因此過去四五年的爭論有蔓延的趨勢。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人們都會要求在教育、醫療方面的基本的權利。
第二，在個人的私權得到重視的同時，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些符號化的人物，這些符號化的人物是很有趣的。比如，第一個符號就是郎咸平。這個符號的出現是因為郎咸平對中國國企的改革做出了貢獻嗎？也許不是。是因為郎提出了能夠使國企改革有效益的、較之目前更好的市場化方案嗎？不是。但郎咸平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就是國企體制轉軌過程中的不公平。
郎咸平這個符號代表什么呢？他一呼而起、應者云集的那些簇擁者們，并不太關心國企怎么改這個整體的、開放的、市場化取向的設計，而只關心自身作為工人怎么辦，其切身利益是否在國企轉型中得到了保障。郎討論的是前一個問題，但是工人們認為郎可能是他們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出現了符號。假如郎咸平做國資委主任，國企改制會更好、更公平嗎？他是使得企業更市場化，還是更計劃化？實際上，由郎和他的支持者作為一個團體來主持國企改革轉型，并不見得比現在走的道路更高明，甚至比現在已經進行的把國企堅決地推向市場的做法更倒退。所以，他是一個符號。而國企工人的權利保障在這些爭論里是基本被忽略的，誰也不討論這個問題，而只是討論國企當中的腐敗問題。
另外一個符號是易憲容。他對房地產這兒應該跌50%、那兒跌30%的鮮明呼吁，激發了消費者的情緒，認為房地產開發商都不是好人等，開發商階層完全被丑化。實際上，在這場爭論中，政府得到了一次次的土地出讓收入，開發商獲得了暴利，消費者即使用不情愿的價格獲得了房子，但至少也是獲得了房產，并不是最慘的。最慘的群體是誰？是農民，是城市中被拆遷的原住民，他們的土地被征用了！房地產開發增值鏈條的惟一來源幾乎就是土地。
我認為，土地的使用權應該做成產權證給老百姓。如果有農民宅基地的產權證，有責任田的使用權證，有集體土地的共有使用權證，削弱或者剝奪各級政府行政征地的任意空間。這樣，老百姓想賣給誰就賣給誰，即使政府想買也不行，除非是國家公益項目。如此百姓才有真正的保障，房地產市場才有發展的健康的原點。
還有一個符號，在于否定了過去所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所有學者和群體。事實上任何一個群體其實都有好壞優劣，學者中有敗類，學者也是生活在俗世當中。丁學良也沒有說經濟學者應當如何從事經濟研究，或參與政府決策、減少錯誤，提高效率。我認為應當鼓勵更多的優秀學者站起來，把不好的經濟學者從課堂上趕出去，搶奪他們的講壇，把他們從學術刊物到大眾媒體所有的陣地趕出去，把他們從政府決策部門當中趕出去。由比現在更優秀的學者逐漸占據經濟學家這個舞臺。所以，也許丁學良最好的辦法就是回到大陸的大學里，擠掉一個大陸不合格的社會學家在大學中的位置。如果不是這樣，其實對于解決經濟學家素質不高的問題很難有實質性的作用，所以丁學良也是一個符號。
所有的符號加起來，典型的特點就是詞不達意，也就是他們所表達的話語表象和實意是分離的。經濟學者楊鵬講了一句話，“符號就像猴戲一樣”。聽眾聚攏來，當時大家很亢奮，以后耍猴的就收錢，沒有給大家表演精彩的節目。符號有沒有能夠推動改革繼續朝前走的種種建構性的測試，都從視野當中消失了，因此符號起的作用就是解構性的作用，即拆一棟舊建筑，但是內心沒有想建新建筑的基本構想，符號本身的意義是反智的。如果是這樣，符號本身又帶來一個傾向，由于底層民眾呼聲非常強烈，就會出現第三個問題。
第三，公共決策的問題。這幾年我們沒有看到經濟的或者政治的大決策出現像1980年代那種公開辯論的過程。為什么一項愚蠢的決策，在決策早期沒有被制止？在執行過程中沒有被制止？或者本來這種決策如果經過廣泛討論是可以采取更折衷的方式進行的，為什么沒有對折衷方案進行討論？或者這個方案是好的，只是公眾不理解，為什么不對公眾進行清晰的解釋？
很多人因為公眾的教育權受到損害，想了解教育怎么回事，教育收費為什么這么高，然后就懷疑市場化的方向問題。但我認為，教育市場化在中國帶來的一定是學費的普遍降低。比如北京中小學招生實際上是不足的。現在把優秀師資集中在幾所小學，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不是市重點、區重點的大多數中小學，卻把校舍出租出去，教師無所事事。大學更是如此。教育如果能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大學生的學費就不需要那么多。但是在決策過程中，擁有決策權力者需要強化權力的時候，就利用社會的情緒，利用了符號們的語焉不清，比如教育部說，教育怎么能提產業化呢，這不是開玩笑嗎？然后教育資源和權力就被進一步集中化、計劃化，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可能性就下降了。
但是這些決策為什么不能講出來呢？告訴民眾才是正常的。
因此，符號化之后帶來的很大問題，就是公共決策的公共性不高。這一問題也許可以用討論結果的方式來粉飾一下，例如自來水漲一塊還是九毛九，而更關鍵的環節，如自來水是否應該漲價？漲價的定價基礎是什么等公共決策的過程卻并不為人知曉，這當然會導致聽證程序走過場。如果現在的決策透明度不高的格局得不到根本轉變，那民眾的權利，對公民權利的呼聲就會被誤導誤用。終于有了符號，有了“英雄”，有“英雄”出來代表他們的利益，這時候改革就陷入要么倒退，要么革命。這是極其危險的，幾乎回到了改革開放之前的時代。
另外一個可能導致的結果，就是多數人的暴政。這是沒有底線的，如村民開個群眾大會就可以把地主拉出去斃了。現在中國，上層和基層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組織和階梯，上層的決策必須以限制和削減公權為主，不能改著改著就把公民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和遷徙等基本權力給削減了。基層也不能動不動就是革命，中國歷史上你斗我殺的血雨腥風的記憶還不夠深重嗎？所以，我的話概括起來就是，基層要的是不能借改革的名義剝奪和侵害他們的經濟利益、公民權利；符號們不能對種種令人困惑，存在著諸多弊端的改革只拆不建；所謂精英們如果不能堅持開放，堅持市場化取向，那無論他的話語多么煽動人，都僅僅是媚眾的“偽精英”。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鐘偉）
